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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几个问题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过一场乡村建设运动，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平民教育会、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南京金陵大学、山东齐鲁大学等为代表的一些教育和学术团体以及大中专院校，为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 “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到农村建立实验区，从事以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实验。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乡村建设运动都缺乏认真的研究。实际上，研究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它能为我们今天的农村改革，尤其是“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有鉴于此，笔者不揣冒昧，就乡村建设运动的性质、失败和意义等问题作一探讨，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乡村建设运动的性质 兴起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尽管参加的团体众多，情况较为复杂，但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它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改善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措施，以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 “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 以开展乡村自治、合作社和平民教育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最初萌芽于1904年河北省定县翟城村米氏父子的“村治”活动。此后，斐以礼（Joseph Baillie）创立的金陵大学农学院所进行的农村活动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建设，并引起了中国某些知识分子与美国康乃尔大学等某些团体和个人的合作，开始从事中国农村的建设活动。到1923年时，又有“华洋义赈救灾会”在河北省组建农村信用合作社。与此同时，中国人的这一思想和实践也在逐渐产生，孙中山在其民生主义讲义里提到合作的理想，认为合作社将在一个既非资本主义，也非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社会中起重要作用，并提到了农业合作，工业合作、交易合作、银行合作、保险合作、以及农民与政府合作等等。二十年代初，晏阳初于从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即提出“乡村建设”这一概念，并创办了一个名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民间组织，逐渐把其工作重点放到农村，于1926年选择河北定县进行以识字教育为中心的乡村建设试验。但是这些都属于萌芽和理想的状态，到1927年以后逐渐成为一种潮流，进入三十年代后形成高潮，相继出现了以梁漱溟为首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区、中华职业教育社所进行的江苏徐公桥等实验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所从事的各实验区、金陵大学农学院所举办的安徽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等等，总计达千余处，其中尤以邹平和定县的实验区为典型。下面以邹平和定县为主要对象，对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农村改造模式作具体考察。 “复兴乡村”的不同主张 持改良主义的知识精英中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是从建设乡村入手。由乡村的建设已实现“民族再造”和“民族自救”；二是由发展都市来救济农村之路。代表：社会学家吴景超；三是“接受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代表：社会学家陈序经。 其中，我们想要讨论的是“乡村建设运动”。主张从建设乡村入手的乡村建设派又分多种意见和实施方式：一是从教育农民入手。平民教育派。代表：晏阳初，河北定县实验。以“除文盲，做新民”为目标，最终达到“农村建设”、“民族自救”。另外陶行知。二是从改良农业技术、提高农家收入入手。经济建设派。代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于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的主张与做法。三是从组织乡村自治入手。 代表：乡建派，梁漱溟，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实验。主张“乡治”。村治派，王鸿一。中华包派，米迪刚。职业教育派，黄炎培。教育改革派，陶行知。以上各派只是表明各自的主张和希望解决的问题有所不同，并非对立，价值取向都是以农民为本。 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 晏阳初“民族再造”思想：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最根本的是人的问题，主张在农村进行整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根治中国的贫穷落后的愚贫弱私“四大病根”，已达到“民族再造”，强国救国的目的。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1928年，梁漱溟在前人的“村治”的基础上，提出“乡治”主张，随后提出“乡村建设理论”。乡村建设实非仅建设乡村，其目的在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建设，也即一种建国运动。建设新的组织结构，其中最要紧的是，培育农民自觉和乡村组织。 乡村建设运动两种模式 与乡村建设的两种理论相对应乡村建设的两种模式是邹平模式以及定县模式。邹平模式是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主持的邹平实验区，主要体现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定县模式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持的定县实验区，主要体现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 两者具有一定的差别：一是与政府的关系不同。定县模式没有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对政府的依赖性小，经费主要来自美国民众的捐助；邹平模式是在山东省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建立的，对政府的依赖性强，经费主要来自政府的拨款。二是主导领导者的文化思想、背景不同。定县模式的领导者对西方文化有系统的了解，具有西化倾向；邹平模式的领导职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具有保守倾向。三是对中国农村基本问题的认识不同。定县模式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愚、穷、弱、私”；邹平模式认为中国问题极为严重的是文化失 调。从而采取措施也就大相径庭：定县模式借鉴西方现代教育尤其科学实验的方法，把定县作为乡村建设的社会实验室，任何一项计划，都先在一定范围内研究实验，取得经验后推广致全县；邹平模式主要是师法古人，既不重视社会调查，也没有建立一套研究试验、推广程序。四是在乡村建设的措施上不同。定县模式始终坚持以培养“有文化的中国新农民”为中心，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连锁进行的原则；邹平模式始终坚持复兴传统文化，用“古人的道理”教育农民，企图在伦理本位的基础上，重建中国社会新秩序。 （五）、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 乡村建设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乡村建设运动过程中做了许多具体的事，具体内容涉及八方面：1、兴办教育，培养农村人才；2、推官农业科学技术，改良农业；3、流通金融，主要措施是成立借贷处或称借贷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向农民发放贷款，解决他们生产上的困难；4、提供合作组织，指导农民成立各种（运销）合作社；5、办理地方自治，期望还政于农，实行宪制；6、建立乡村公共卫生保健制度；7、移风易俗；8、引发学术研究，推动农村社会学发展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9887cf46ad02de80d4d840e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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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