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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士大夫与佛教关系密切，其中王安石与佛教的关系尤受学界瞩目。这是因为，王氏在宋神宗熙宁年间曾领导过 影响 巨大的变法运动，一度成为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然而，自熙宁九年（1076）罢相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至元祐元年（1086）逝世，王安石的生活境遇、 社会 交往皆与昔日在位时不同，由此引发了其处世心态的某些变化，而心态的变化又进一步促发了学术兴趣的转变。苏轼在《王安石赠太傅》制词中谓其“少学孔、孟，晚师瞿、聃”[1]，正说明王氏晚年学术趋向的这种转变，而“晚师瞿、聃”正发生在他罢相退隐的这十年间。晚年王安石倾心于佛教，与僧人交往频繁密切，这些非但对其自我心理的调节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更为王氏在学术 研究 和文学创作上开拓出一方崭新的天地。因此，王安石生命中最后十年的佛缘备受学术界关注，催生出不少研究成果[2]。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王氏一生与佛教的因缘，并对其佛教思想和佛理诗创作进行客观的 分析 评价。 王安石对佛教的认识与态度 对事物的认识和接受程度，往往取决于对该事物的态度，王安石晚年如此热衷于佛教，那么原先他对佛教的态度又如何呢？这从王氏好友、著名古文家曾巩和他开的一个玩笑中可以看出来。宋僧惠洪《冷斋夜话》卷6“曾子固（巩）讽舒王（王安石）嗜佛”条记载： 舒王嗜佛书，曾子固欲讽之，未有以发之也。居一日，会于南昌，少顷，潘延之亦至。延之谈禅，舒王问其所得，子固熟视之。已而又论人物，曰“某人可秤”。子固曰：“弇用老而逃佛，亦可一秤？”舒王曰：“子固失言也。善学者读其书，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子固笑曰：“前言第戏之耳。” 曾巩崇佛是假，王安石 “惟理之求”却是真。在他心目中，在学术上，无论佛、老，哪怕是“樵牧之言”，只要合乎道理，便可采纳。众所周知，曾巩对佛教是极端排斥的，他的一句玩笑话，令王安石道出了“嗜佛书”的理由：他将佛教视为诸多学说中的一家，并不因为它是外来宗教，就对之抱有偏见，判为“异端”。 王安石对佛教客观和宽容的态度，在主政时期已有所表现，他与神宗曾有过如下对话： 安石曰：“„„臣观佛书，乃与经合，盖理如此，则虽相去远，其合犹符节也。”上曰：“佛，西域人，言语即异，道理何缘异？”安石曰：“臣愚以为苟合于理，虽鬼神异趣，要无以易。”上曰：“诚如此。”[1] 这段话表明君臣两人对佛教的态度都很通达，王安石将佛经与儒家经典相提并论，认为两者若合符节。神宗亦认为佛陀虽说异域之语言，但所说“道理”和儒家似无二致。从王安石这一面来说，他的这种态度和言论，在当时的确难能可贵。北宋士大夫中不少人视佛、老为异端，无论是孙复、石介那样的真心排斥，还是二程等那样的表面排斥而暗中吸取，或是苏轼那样的私下热衷参禅悟道，在公开场合，士大夫们都很注意与佛、老划清界限。因为佛教毕竟属于外来宗教，其教理与儒家学说的差异不容否认，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王安石以宰辅之尊，居然能够惟“理”是从，对佛教不怀任何偏见，实在难得。 并且，王安石对佛教的宽容态度是一以贯之的，他将佛经与儒家经典相提并论，公开场合如此，私人交往中亦如此。他曾致书曾巩，劝其读经，曾巩误以为指佛经，就指斥佛经乱俗，由此引发了王安石回信中的一番议论： 连得书，疑某所谓经者佛经也，而教之以佛经之乱俗。某但言读经，则何以别于 中国 圣人之经？子固读吾书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于读经有所不暇也。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2] 此封书信常被研究者引用，但多以信中“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云云证明王氏为学博采众长，注重向生活实践 学习 。但我们引述的这一段，也极为重要，因为“某但言读经，则何以别于中国圣人之经”一语，表明他也主张读“中国圣人之经”以外的经典，那 自然 就是指来自域外的佛经了。如此看来，佛经早就被王安石纳入学术视野之内，阅读佛经，被认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儒家经典。在信的末尾，他特别指出：“方今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更说明了他所首先要辟除的是受利欲驱动的“俗学”，而不是通常被指为“异端”的佛教。 王安石对佛教的公允态度，使他能融会儒释，进行学术创造。在早期，他有意将佛理与儒家的某些观念及当时儒生的行径加以对比、类比，或者借用儒家的思想来阐明佛教存在的合理性及意义。如在淮南签判任上所写《扬州龙兴寺十方讲院记》，就赞扬了自己少年 时代 友人僧慧礼不辞辛劳，在“丐食饮以卒日”的艰难处境中历时四载，重修龙兴寺讲院的动人事迹，继而发出这样的议论： 世既言佛能以祸福语倾天下，故其隆向之如此，非徒然也，盖其学者之材，亦多有以动世耳。今夫衣冠而学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行、离性禁欲，若彼之难也。而士之行可一乡、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图之寺庙被四海，则彼其所谓材者，宁独（慧）礼耶？以彼其材，由此之道，去至难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呜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1] 王氏议论的核心是人材 问题 。他首先肯定了佛教的兴隆是因为信佛者中确有人材，然后拿他们与当时言必称孔子的儒家学者相较。他认为，佛教提倡“苦身窘行、离性禁欲”，比儒家思想更难躬行，但很多优秀人材都被吸引过去，未免令人惋惜。显然，感叹“失之此而彼得焉”的王安石，此时仍是站在维护儒家的立场上，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佛门人材的肯定与赞扬。 事实上，佛教的日益兴盛，信教人数的增加，是任何正统的北宋儒者所无法回避的问题。《佛祖统纪》卷45《法运通塞志》记载元丰三年（1080）王安石与张方平的一段对话很能说明问题： 荆公王安石问文定张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后绝无人，或有之，而非醇儒。”方平曰：“岂为无人？亦有过孟子者。”安石曰：“何人？”方平曰：“马祖、汾阳、雪峰、岩头、丹霞、云门。”安石意未解。方平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安石欣然叹服。后以语张商英，抚几赏之曰：“至哉，此论也！”[1] 这段话亦见于陈善《扪虱新话》上集卷三“儒释迭为盛衰”条，文字稍有不同，真实性到底如何已难断定。不过“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一语却道出了北宋中期士大夫圈中的真实情形。儒家人材流向佛门的原因何在呢？一般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不太注重探讨人的心性问题，而佛教恰恰在这方面贡献了深刻的 理论 ，使得它在思想界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对儒家传统构成了重大挑战。自中唐以来的儒学复兴运动，本质上正是为了应对这种挑战。儒学家重拾思孟学派的思想传统，因为这一派对“性”、“情”等涉及心性的概念比较关注，有所论述。明白了这一背景，就可以理解为何上文中张方平会将孟子与六位禅师相提并论，一较高下。更为重要的是，这段话也表明，只有当儒学在理论上足以与佛教抗衡，甚至超越佛教时，才能最终解决人材流失的问题，避免“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尴尬局面。 或许正是这一人材流失的现实，引发了王安石对性命、性情等问题的关注，并写下数篇专论。对于王氏在心性 哲学 上的这些贡献，学界已经给予充分的重视，早在1941年，贺麟先生就在《王安石的哲学思想》一文中提出：“安石是程朱以前对于人性论最有贡献，对孟子的性善说最有发挥的人。”[2]然而，王安石的努力尚不止心性哲学方面，他总是试图找出佛教与儒学的某些共通之处，或者是可补儒家不足的地方，为佛教存在的合理性寻找依据。他在《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一文说：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9f1db7c1132de2bd960590c69ec3d5bbfd0ada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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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