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角度看扬雄《反离骚》对屈原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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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角度看扬雄《反离骚》对屈原的评

作者:宫婕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10



从历史角度看扬雄《反离骚》对屈原的评价

宫婕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81

摘要:扬雄在《反离骚》中明确表达了对屈原的崇敬与肯定,对屈原投江表示深深惋惜。指出屈原行与思之间的矛盾,实是用另一种形式来表达自己政治上为人处世的原则:保存实力,避其锋芒,待时而动。二人都是有远大政治抱负的,只是所选择的途径不同。扬雄在作品中针对某一观点表达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不是“类比”而是用“对比”来强调自己的观点。并不是反对和批判,更多的是崇敬和赞美。

关键词:《反离骚》;西汉社会;战国楚国;扬雄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0-0168-02

扬雄是西汉著名哲学家、辞赋家和语言学家。在宋代之前,对扬雄的评价正面居多,称赞其对文艺理论的贡献和他为人的淡泊。朱熹始对扬雄极力抨击,针对其《反离骚》与《剧秦美新》将其人格和对屈原的评价都做了极负面的论述。后代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法言》的哲学思想、《剧秦美新》的写作心态、《反离骚》对屈原的评价。笔者今不揣浅陋,从历史角度分析扬雄《反离骚》对屈原的评价,梳理其形成原因。

一、扬雄《反离骚》的内容与对屈原的评价

扬雄在《反离骚》中明确表达了其认识:其一,表达了对屈原的崇敬与肯定。《汉书·扬雄传》:“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状之,每作赋,常擬之为式。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扬雄在文学写作上十分推崇司马相如,其早期的辞赋创作都是模仿司马相如而作。他认为屈原“文过相如”,是在文学上肯定了屈原的造诣和才华。“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将《离骚》的地位与《易》和《论语》等并举,可见其对《离骚》艺术成就是极为认可的。《反离骚》中又用凤皇、骅骝、神龙、圣哲等具备潜力与才能的形象来类比屈原,对屈原的人格和理想都给予了肯定;从“纯洁”、“洪族”、“昌辞”、“丽服”等积极词汇可以看出其认为屈原的理想是高洁的,为人是纯洁正直的。在扬雄的《法言·吾子》中更明确写道:“或问:屈原智乎?曰:如玉如莹,爰变丹青,如其智,如其智。”“如玉如莹,爰变丹青”即是肯定屈原的人格如经过打磨的玉石一样有光泽,且渝久不变;“如其智,如其智”则是对提问者的正面回答。其二对屈原投江深深惋惜,“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故《反离骚》中在歌颂屈原的积极词汇和美好意象后面,总是跟随着惋惜之语。作品首先夸赞屈原的高洁和美好品格,又连用几个问句表达了这种可怜、可叹之情。这些疑问不是扬雄对屈原的讥讽,而是扬雄从明哲保身的思想出发,认为屈原应该看清时势,明哲保身,如孔子周游列国,仿傅说因德才见用,其死实是可惜;引用舜和阳侯的典故表达舜遭迫害却能够全身避害,而阳侯是因获罪而自沉,屈原无罪而自沉,不知避害。其三指出屈原行


与思之间的矛盾:“精琼靡与秋菊兮,将以延夫天年;临汨罗而自陨兮,恐日薄于西山。”有学者认为此处是扬雄讥讽屈原食琼花秋菊不是为了显示高洁而是为了益寿延年,自投汨罗是担心年华老去。笔者窃以为说“讥”言之太过,屈原以食琼靡秋菊为比,表示高洁固然精神可贵,想益寿延年更是为了有更多时间为国家出力,在《离骚》中反复感慨老之将至的担忧,也是担心时不我待。《离骚》是一部浪漫主义作品,里面有很多内容是屈原的想象,如此就可理解所谓吃琼花落英、灵氛的吉占都只是屈原自己的美好设想。而现实是黑暗的,其前路难行,又不愿亲眼见到楚国灭亡,只能选择沉江。这是“殉道”精神,是对“美政”理想的付出[1]。扬雄指出了屈原行与思的矛盾,实是另一种表达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保存实力,避其锋芒,择机而动。可以说二人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只是所选择的途径不同。屈原选择激烈的以身殉道的方式,而扬雄选择温和的明哲保身,立言著述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和哲学思想。对于屈原的崇敬、认可与惋惜是自屈原以降,历朝历代文人学者所共通的,扬雄另辟蹊径,是想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引起世人对自己主张的关注。

二、扬雄与屈原的生平经历

《反离骚》首句与《离骚》相似,都说明了作者的家世出身。《汉书·扬雄传上》载,扬雄生于没落官僚家庭,先世是周朝伯侨的后裔,晋六卿争权时逃于楚之巫山。扬雄的五世祖扬季,官至庐江太守。汉武帝元鼎间因避仇害,迁至成都,扬雄就出生于这样一个累代迁徙的家族。而屈原则不同,他在《离骚》首句就道出了自己高贵的出身,屈原与楚王同姓,《史

记·楚世家》也记载了楚国昭、屈、景三族是楚国王系大族。扬雄口吃,不善言辞,为人简朴又淡泊寡欲,好读书善思考,喜爱司马相如的辞赋。扬雄一生的主要官职还是黄门侍郎[2]。黄门侍郎在汉代隶属尚书省,是皇帝近侍,主要工作是在皇帝和尚书令之间传达公事,很有地位。扬雄在担任黄门侍郎期间写了大量的辞赋,并以赋讽谏,皇帝虽然很喜欢他的辞赋,但全都忽略了其讽谏意义。于是不再寄希望于以赋讽谏,他将他的哲学思想,文学理论、处事原则全都倾注于《法言》、《太玄》、《反离骚》之中。屈原为楚怀王左徒,与上官大夫官阶相等,参与政事,起草诏令,远比黄门侍郎职位重要。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两人性格、出身差异极大。作为累代迁徙又清贫的家族,作为一个淡泊名利又不善言谈的人,虽然扬雄也有政治抱负,也要辅佐君王,但他潜意识里总是不会采取直接又极端的方式,通常采用明哲保身的圆通做法。屈原则不同,作为王室贵族,虽然宗亲关系已很疏远,但生长环境还很充裕。担任过三闾大夫和左徒,言谈上想必是言出必行,骨子里有傲气。“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十分风光。屈原著述或悲或叹,扬雄贫苦却能作《逐贫赋》自我消解。所以性格本质和出身决定了屈原和扬雄不会有同样的表达政治抱负的做法。

三、西汉及战国楚国的社会历史文化

屈原生活在战国时代的楚国,楚自西周以来吞并了许多小国,虽然农业落后,兵力不强,却常能开拓国土,七国中楚面积最大,其八百余年的扩张经营,使得楚国取得几乎与秦同等重要的地位。刘向在《战国策序》中写到:“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公元前318年,六国第一次合纵出兵攻秦,推楚怀王为纵长[3],可知楚国的地位。然而楚国实是外强中干,连年征战导致农业落后,兵力不强。楚怀王、楚襄王都昏庸不辨奸邪,伍子胥、屈原等忠义之士遭到迫害,朝廷也是奸臣当道。这种内忧外患的状态下,即使秦国不攻打,楚国也会因自身的腐败而自我毁灭。偏偏楚怀王还与齐绝交,又三番五次攻打秦国,劳民伤财最终灭亡。可以说屈原生活在这样一个混乱的社会中。他孤军奋战,希望以一己之力来扭转乾坤。屈原生活在战国时期,封建社会分裂割据,意识形态领域空前活跃,诸子蜂起。从屈原的“美政”理想、楚国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来看,儒家思想占据了主要地位[4]。扬雄生于汉宣帝甘露元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经过汉高祖刘邦黄老之学的休养,文景之治的积累,汉武帝的文治武功,社会日趋繁荣稳定,被誉为“昭宣中兴”。为了与权臣霍光势力抗衡,宣帝一方面强调法治,强化权力;另一方面大力宣言阴阳灾异,为自己“受命于天”制造舆论。在选拔官员上都以明经作为标准。宣帝对


儒家的吸收可谓精华糟粕并取,人们活在一种法治与神明共同监管的社会氛围里,儒家学说中庸保守,决定了这个环境下的人言论思想并不自由。到了元帝,宣帝时期的法治已不复存,经济上由于土地过于集中而存在隐忧[5],汉元帝是西汉社会由极盛转衰的结点。到了汉成帝时,朝政由王皇太后把持,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百姓民不聊生,遍地农民起义。扬雄在这一系列社会环境下成长,作《反离骚》于汉成帝阳朔元年。扬雄早年师从道家学者严君平,所以他的世界观中融合了老子的哲学思想,这一思想对《反离骚》有深刻影响。

四、扬雄《反离骚》的写作原因及对屈原评价

扬雄作《反离骚》有三点原因:其一,与贾谊写《吊屈原赋》一样,是为了悼念屈原。其二,扬雄喜欢司马相如的赋,便模仿而作《蜀都赋》、《甘泉赋》、《反离骚》等,获极高评价,流传很广扬,雄一生的重要著作都是仿作。其三,扬雄出仕是汉成帝时期,王氏家族掌权,扬雄以赋讽喻毫无成效。“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汉书·扬雄传上》)写作《反离骚》是因为这时的国家政治与楚怀王时一致,都在走下坡路,政治混乱,统治者无能昏庸。扬雄并没有采取激进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而是采取明哲保身的方法,将大部分思考和精力倾注于《法言》、《太玄》的写作上,通过立言来表达自己的拳拳之心。他感慨屈原如果当初也这样做,凭借屈原政治和文学上的才能,只要静待时机,隐居避世,有朝一日定会有所作为。杨雄采取这样的做法,是儒道思想和生平经历共同影响的结果。

扬雄《反离骚》表达的是对屈原的钦佩、赞颂与惋惜,并不是批判。另辟蹊径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是个人与社会历史因素共同决定的,我们应站在历史的角度给予公正的评价。

参考文献:

1〕廖群.屈原精神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论屈原精神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变异与流失[J].天津师大学报,1992,(3).

2〕林贞爱.扬雄集校注[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324.

3〕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M].人民出版社,2010.225.

4〕张庆利.一九八三年国内屈原研究综述[J].绥化师专学报,1984,(2).

5〕黎东方.黎东方讲史之续?细说秦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05.

(责任编辑孙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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