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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 魏晋风度与古代士人 “魏晋风度”是一个时代特征高度凝结的历史名词，在我看来，它是魏晋时期士大夫极度压抑下的自我放纵，也是当时社会政治的缩影，更是古代中国士人价值取向的一张鲜明的名片。 “竹林七贤”是“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他们追求自然，崇尚本真。饮药、纵酒与长啸成为他们极大的乐趣，似乎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做到超然物外。魏晋名士何晏开了饮药的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纵酒，刘伶即为典型，喝完酒“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挥衣”；更有长啸、学驴叫，实在对长啸的阮籍不该恭维，阮籍游苏门山，在山上遇到一个隐士，“籍乃对之长啸，清韵响亮，苏门生適尔而笑，籍既降，苏门生亦啸，若鸾凤之音焉。” 这些“麻醉式的狂欢方式”极大地彰显了魏晋时期文人的自由人格，士大夫追求心灵上、行为上的个性解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古代士人情性的回归，魏晋文人被冯友兰先生看作是新道家的主情派，古代中国士人一直被束缚的情性，在此刻，终于得以最大化的显现出来。 魏晋士人也有着其独特的艺术美的追求——重神韵，魏晋士人崇尚自然，寄情山水，他们厌倦了政变的黑暗与残酷，更多地追求精神上不受外物的牵累，强调个性的真实与自由。在“神韵”这一特殊的审美追求指导下，魏晋时期的文学、绘画、书法等艺术门类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一片空前繁荣的景象。 《张三夕：魏晋风度何为》一文中曾言：“魏晋风度是一种特定的乱世风度，是一种死亡逼出来的风度，它的产生与东汉末年以降大规模的死亡现实和集体性死亡意识有着直接的关系。”诚然，魏晋风度的诞生与其特定的社会时代背景脱不了干系，“乱世风度”更是其最为贴切的代言词。 魏晋时期，乱世政治的高压实为恐怖，从东汉党争、黄巾起义到董卓之乱、三国纷争，从司马氏恐怖统治到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无不给我们呈现出一个动荡黑暗的年代，“乱世出英雄”是少数，魏晋乱世使当时的士人们对“治世平天下”失去了希望，他们转而进行自我品格的塑造，因而“魏晋风骨因运而生”。 众所周知，士人是最低层的贵族，最高级的百姓，他们唯有依靠现有的中国古代官僚体系才能得以“向上爬”，然而，进入魏晋，选官制度从汉代的察举征辟制变为九品中正制，门第身世成为做官的标准，对于广大的士人来说，这是一件极其黑暗的事情。究其根本，每一个具有乱世风度士人的心中都有着一个报国梦，这是他们所展现出来的表面行为与内在精神的巨大矛盾，因此，他们选择了一种名为“积极”的颓丧。 天灾人祸，群雄割据，社会动荡，使魏晋士人渐渐地从传统“天人感应”的儒家体系中脱身而出，“越名教而任自然”，转而研究“精致的形而上的哲理玄思”——魏晋玄学。道法自然，玄学的产生与盛行使魏晋名士们超越形的束缚，追求更为本真、自由的人生哲学与生活方式。 宗白华先生曾说过：“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 的确，魏晋士人们在种种高压下，开始把目光投向了对“人”本身、对自我的探究与追求上，奠定了中国士人的基本人格精神。“魏晋风度”将务实与超脱、入世与出世，融入了中国人的灵魂。 魏晋文人以宽大的胸襟、理性的思考、超脱物外的精神对抗社会的黑暗与动荡，挣脱封建礼教的重重束缚，发出了当时反对“儒术”教条主义的最强音。 文|周培茹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a430c481a22d7375a417866fb84ae45c3b35c2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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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