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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教书匠，我们又能做几分 陈寅恪先生近年来已为大家所熟知，恕我不再介绍。只是我们对这位被称做“教授之教授”、“中国最博学之人”的学术大师晚年双目失明以后的教学生涯似乎所知不多。陈门弟子、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永兴教授的这篇回忆文章为我们揭示了一位普通“教书匠”的备课、讲课过程。我觉得，如果我们的老师们都能做这样的教书匠，似乎也不必搞什么教育信息化了，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1945年，陈寅恪抵达伦敦后，由著名眼科专家Sir Steward Duke-Elder负责诊治，经英医诊治开刀，因耽搁太久，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胡适在1946年4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陈寅恪在英期间，乃以一盲者，于牛津大学讲演东方汉学，彼时全欧汉学家如云而集，然除却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数人外，皆难明晓。因眼睛没能复明，陈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牛津大学的聘约。 1946年，陈寅恪先生重返清华大学，因时事日非，又目盲不见，遂名书斋为“不见为净之室”。 1946年10月，雷海宗先生（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电话中说，陈师已回清华，由于双目失明，需要助手，提出王永兴做他的助手。放下电话，我匆忙赶到清华，我走进先生的书房，先生握着我的手，他面容清癯，但精神还好，笑着说“你来的这样快。”同时摸索着书桌旁的沙发，我扶着先生坐下。十多年不见，先生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感到悲怆，含泪坐在他身旁。此时，雷海宗先生来访，他转达校长梅贻琦的话，劝寅恪先生先修养一二年，只做个人研究，就不要开课了。先生严肃的说“我是教书匠，怎能不教书？”雷先生于是不再提，只说，在家里讲课吧，让学生们来，先生同意了。 从1946年到1948年，先生备课、讲课，我一直在他身边。先生讲授唐史，备课要使用《通鉴》、《通典》、两《唐书》、《唐六典》、《册府元龟》多种史籍文献。先生指定他要听读的部分，要我事前准备。备课时我面对先生坐着，我的背后是一书架他经常使用的书。首先听读，我一字一句的读，先生听着、思考着。有时，先生命我再读一遍，更慢些。并提出一些问题，先生口授我写。先生读《通鉴》多次，能背诵。有一次，我读了还未到一段，先生突然要我停下来，重读；我感到，我读的有错误或脱漏，我更仔细一字一句的慢读，果然发现第一次读时脱漏一字，我感到惭愧。这似乎是一件小事，其实是一件大事。要学先生治学，就要像先生那样一字不苟，要学先生做人，就要像先生那样一丝不苟。 《通鉴》读完，同样听读《通典》、两《唐书》，最后，先生口授，我写下类似讲课提纲那样的一篇草稿，这一草稿要不断修改，一次备课要用很长时间。 书房对面的一间大屋子作为教室，在上课前，先生指定讲课时要用的史料，我写满两块大黑板。没有材料，先生是从来不讲课的。先生准时到教室，我扶着他坐在藤椅上，并禀告先生黑板上写出史料的顺序，先生即闭目讲课，讲授过程中，时常要加一些史料，我即遵命写在黑板上，并念给学生们听。两节课，中间虽稍有休息，先生已很劳累，靠坐在沙发上闭目休息。 我在陈师身边的三年里，他一直这样备课、讲课，一字之误，他都不放过。每讲完一次课，先生极为劳累，他用他的生命去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他认为平常事！先生一句“我是教书匠，怎么不教书？”言犹在耳。陈先生是研究历史的，他熟悉中国的教育史，但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有几个教师能像先生这样教学？中国教育史如果忘记了陈先生，则是中国教育的悲哀！ 王永兴——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系主任。陈寅恪先生弟子。 2006年，已是90余岁、德高望重的王永兴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我现在记忆很坏，但是寅恪先生的事我记得很清楚。现在想起我的老师，心里很难过。我想说，给老师做助教的那段时间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期，因为我一整天都能跟老师在一起。我这么一回忆，老师的教导我又重温了一遍。”“和老师一比，我的成就微不足道。”临行时，王永兴先生强调：“我现在就听老师的话，在重读两唐书，果然有老师说的问题，是有若干地方不懂。我找谁去请教啊？” 教师这一职业，本来就是那么一回事，每个人看待这份职业都有自己的角度，有人为之而终身奋斗，有人只看成为一种混饭吃的工具。然而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称，称出来是什么，那要看自己了！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a63c220eb868a98271fe910ef12d2af90242a8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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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