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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雷雨》中女性人物的命运悲剧 作者：王晓姝 王笑晗 来源：《文学教育》 2021年第11期 王晓姝 王笑晗 内容摘要：在对曹禺剧作《雷雨》的研究中，大多学者从社会层面的广义角度出发，对《雷雨》中的社会悲剧及人物命运悲剧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探讨。但是，从传统文化层面出发，由于社会时代的压迫与中国传统纲常伦理思想等的束缚，女性人物命运的悲剧性显得更为深刻；因此，对剧作中女性人物在命运窘境中苦苦挣扎却难以挣脱的深层次文化及社会根源进行研究，就显得格外重要。本文将从封建传统文化影响、社会时代影响及心理因素这三个方面，叙述其普遍文化现象，并结合对文本的分析，探讨这种无法挣脱的命运悲剧的文化根源及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雷雨》 女性命运悲剧 文化现象 文化及社会根源 曹禺先生是中国近现代杰出的剧作家，《雷雨》是其重要代表作品，这部剧作以两个家庭，三十年的恩怨作为主线，其中产生了四对相互交织的感情纠葛，人物之间的情感冲突不断，矛盾纠葛不清，直至最后所有的矛盾都在雷雨之夜爆发，以悲剧惨淡收场。这部在戏剧艺术上臻于完美之境的作品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 多数学者都是从社会层面的广义角度出发，对《雷雨》的剧情矛盾冲突、人物情感、特定情境等方面进行分析，并且依据作者的创作动机及创作背景，他们大多认为作者创造出的人物命运悲剧更受古希腊式悲剧命题的影响；然而，从中国传统文化层面出发，相比男性人物而言，由于社会时代的压迫与中国传统纲常伦理思想等的束缚，女性人物命运的悲剧性显得更为深刻，因而对《雷雨》中女性的命运悲剧进行研究探讨，从而揭示其在命运窘境中苦苦挣扎却难以挣脱的深层次文化及社会根源，则显得更为意义重大。 1.封建传统文化影响 女性悲剧的产生是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是对传统女性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女性就被君主当作两国和亲、友好邦交的工具，例如西汉时远嫁乌孙的公主刘细君，她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听从君主的号令远嫁乌孙，甚至在乌孙之主猎骄靡去世之后，被迫又一次嫁给他的孙子岑陬，在细君不肯从命时，汉天子只说：“从其国俗，吾欲与乌孙共灭胡（戴春阳，2009:43）。”这种将女性作为和亲工具的事件直到清朝还经常发生，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封建的旧社会，女性只是作为利益交换的工具，可以随意拿来交换，在这个时候，女性是没有被当做“有尊严的人”的意识的。就如《雷雨》中周朴园的妻子蘩漪一般，她只是家族拿来巩固世家之间的联系、以获取实际利益的工具，即便受到了新思潮的影响，也无法撼动这“铁律”一般的准则，这也正是她一生悲剧的开端。 长期以来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束缚使传统女性逐渐习惯了自身的劣势地位。在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中，假如要建立起婚姻关系，门当户对、财力相当这两点首当其冲，而这种无爱的婚姻关系就是两者结合的产物，因此，家庭就成了禁锢女性的樊笼。首先拿蘩漪来说，周朴园对她没有关爱之情，她只是周朴园拿来支撑“圆满家庭”的摆设，因长期以来“内言不出，外言不入（杨天宇注，2004）”的铁则，她在嫁进夫家之后，全部的生存空间也只限制在周公馆内，家庭的禁锢让蘩漪绝望之余，只能在周公馆内找一个人来寄托自己枯死的爱情，而这正加速了其人生悲剧的发生，这种命运的悲剧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发生的，任其如何挣扎，也无法挣脱这宿命一般的牢笼；其次是侍萍，三十年前她与周家少爷周朴园的相恋注定是一场悲剧，因为阶级门第之念，她不可能与周朴园建立婚姻关系，而旧社会中，受这种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的周朴园也对此习以为常，因而便注定了侍萍的人生悲剧。 在男女内外尊卑界限明确规定之后，就有了对女性“三从四德”的道德规范。周、汉儒家经典《仪礼·丧服·子夏传》在讨论出嫁妇女为夫、为父服丧年限时有言，“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杨天宇注，2004）。”而《周礼·天官·九嫔》则言，“九嫔掌妇学之法，以九教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徐正英、常佩雨注，2014）。”在这种传统的男权社会中，女性要以“三从四德”的道德规范要求自己，在父母将其嫁出时，她们只能依附丈夫生活，还要冠上丈夫的姓氏，一辈子禁锢在家庭当中。《雷雨》中的鲁侍萍，包括其母亲梅妈都是如此，在嫁给自己的丈夫后，她们甚至连自己的姓氏都无法拥有，只能冠夫姓，以彰显自己作为男性“所有物”的一面。 2.社会时代影响 中国古代构建女性道德标准的社会规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成文的礼制与法律规范；另一个是包括风俗惯习、观念舆论在内的不成文的规范；另外，整个社会父权文化对女性根深蒂固的偏见也渗透在社会所有的观念与行为当中，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便形成了压迫、歧视女性生活的普遍现象，女性很难超越自身的局限，这也正是《雷雨》中女性的悲剧隐隐带有宿命性的原因。 《雷雨》中的侍萍与四凤都是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传统女性，她们恪守妇德，遵从社会为其制定的伦理道德，但是在这种特定时代下，在这种父权文化的统治下，她们是没有话语权，没有自己的生存空间的。鲁贵虽然只是周公馆的下人，但是在鲁家他就是绝对的主人，拥有绝对的权威，他可以随意地使唤侍萍与四凤伺候他，将妻子与女儿的钱拿来偿还自己的赌债，侍萍与四凤在外辛苦劳作时需要听主人的使唤，回到家后还要任劳任怨地服侍鲁贵，但是她们习惯性地遵从这种社会约定成俗的伦理道德规范，没有任何怨言，这正是她们一次又一次地重复人生悲剧的社会根源。这一系列描述都直接体现了整个社会大环境下，社会伦理道德与父权文化对女性生活的束缚，正是这样的束缚，让她们一步步走向悲剧的深渊。 《雷雨》以1925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此时的中国正经历过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两场思想解放运动，提倡科学民主、宣扬妇女解放、开放女禁等，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并没有立刻消逝，受到新思潮影响的只是一些知识分子，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依然存在，在这种新旧交替的时代里，尤其是门阀世家中的女性，虽然受到了新思潮的影响，但家族的利益与深刻的伦理道德规范依然禁锢着她们，其内心本质是依然没有得到革新的，因而在这种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无论怎样挣扎，其命运枷锁都是无法摆脱的。蘩漪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矛盾女性，她接受过新式教育，想要突破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但是她的内心本质依然是“旧式”的，她只是以一种有违伦常的方式进行疯狂的反抗，而且在面对儿子周冲与四凤的事情时，她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对，却只是因其深重的阶级偏见与门第思想，因而她的这种主仆意识与封建观念又说明她的内心还停留在旧时代；由这样一个人物可以类推到当时整个时代中，新式思想启蒙运动的冲击根本无法撼动封建制度这个“庞然大物”，这也正是在这种特定时代下女性悲剧产生的深刻根源。 3.心理因素 在这种长期的桎梏下，经济上及社会地位上对男性的依附使得女性逐渐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意识，她们逐渐将此内化为内心的准则。王国维曾在《人间词话》中说过，“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善人（2009）”，传统女性已经习惯性地将这种压迫视为理所当然，这样一来，传统女性在心理上逐渐处于劣势，她们将自己放在从属地位，逆来顺受，而在思想上无法获得独立也使得她们逐渐生出宿命意识，将自己一切的悲剧看成是命运的安排，因而在这种特定时代背景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a6e529f56c1aff00bed5b9f3f90f76c660374c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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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