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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念林庚先生 作者：江锡铨 来源：《莫愁·时代人物》2021年第12期 20世纪30年代初，四位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同在清华大学学习，由于共同的文学爱好走到了一起，成为名噪一时的文学新星，时称“清华四剑客”。以后，“四剑客”中的季羡林、吴组缃、林庚三位，都曾经在北京大学任教。 改革开放之初，我求学于北大中文系，有幸聆听三位先生的教诲。大三时，林庚先生为我们开了一门专题课“楚辞研究”。当时，先生已年近古稀，但康健矍铄，步履劲健，嗓音清亮而深厚——后来听说，先生年轻时是受过美声唱法训练的。 楚辞作为中国诗歌的重要源流，在之前的文学史基础课上我已有一点了解：也就知道楚辞诞生、流播于楚国，最重要的作家是屈原，《离骚》是其代表作。而林先生的课则把我的“一点”扩展成了“一片”——至少是一小片。林先生的课是从一连串设问开始的：“屈原为什么几乎等于全部楚辞？”“屈原的创作实践为什么既前无古人，也几乎后无来者？”“楚辞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密集的‘兮’字？”……带着这些问题，林先生与大家一起沉思片刻，便有条不紊地娓娓道来。 可惜，耳提面命的幸运只有一个学期。毕业后，我便为生计奔波而离京，但正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对林先生精神上、心理上的敬畏、信赖是空间距离不能阻隔的。 后来只能从书本上再聆听林先生的教诲了。先生“文革”后出版的第一部诗文选集《问路集》、第一部学术著作《唐诗综论》，我几乎都在出版问世之后的第一时间读到了，有时还忍不住在课堂内外分享我的一些阅读体会。彼时我任教的学校是一所成人高校，主要从事的是“专升本”学历补偿教育，学生都是有数年教龄的中学语文教师。有一次，我和几位学生谈起《唐诗综论》，特别是收入高中语文教材的《说“木叶”》一文，除了对其精妙之论众口一词的叹为观止之外，其中一位沉吟良久，吐出三个字“不好讲”——这是忠于职守的语文教师本位的感慨：文章已经将潜藏于诵读了千年的诗句中的深奥学理讲得如此透彻又如此浅近，教师实在没有多少发挥的余地了;但作为教师，要是照本宣科而不在课堂上讲点什么，好像又说不过去，满心想讲却又“无所讲”“无可讲”，难怪“不好讲”的感慨油然而生。 于是，我想到《说“木叶”》中的一段高论： 从“木叶”发展到“落木”，其中关键显然在“木”这一字，其与“树叶”或“落叶”的不同，也正在此。“树叶”可以不用多说，在古诗中很少见人用它;就是“落叶”，虽然常见，也不过是一般的形象。原来诗歌语言的精妙不同于一般的概念，差一点就会差得很多;而诗歌语言之不能单凭借概念，也就由此可见。从概念上说，“木叶”就是“树叶”，原没有什么可以辩论之处;可是到了诗歌的形象思维之中，后者则无人过问，前者则不断发展…… 是啊，“差一点就会差得很多”，而我们和先生的差距，又哪里只是“一点”！在先生的著作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如诗歌语言般的学术“精妙”，感受到了何谓不刊之论。 读得更多也更仔细的是《问路集》。这是先生自选的一部诗文合集，除了半个世纪沉淀下来的百余首精品诗作外，15篇新诗诗论更是字字珠玑。这些诗论集中谈论新诗格律问题，立论之高远，依凭之深厚，气势之恢宏，析理之严谨、绵密，无不令人叹为观止。更令人钦敬的是这些精辟论断背后的冷静而坚执的学术韧性。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问路”历程之中，虽然他的一些理论主张也曾引发过热烈讨论，但诗歌形式美学建设是一个旷日持久的历史过程。半个世纪的一己之力与数百年万众奔逐的创作推动相比，实在是沧海一粟，因此，他的“问路”多数时候是十分寂寞的，是严格意义上的空谷足音。而正是在这近乎孤军奋战的“问路”过程中，他的理论思考积累、积蓄得无比丰厚与深沉。 2007年11月初，先生远行一周年之际，我有幸赴厦门参加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厦门大学中文系主办的“林庚先生新诗创作暨赴厦大任教70周年纪念座谈会”。福建是先生的祖籍，也是他的第二故乡——他在这里生活了十年，仅次于在北京生活的时间。1937年9月，诗人林庚大约是带着蔚蓝的梦想离京远赴厦门的。如今在依山傍海、风景如画的厦大校园中漫步，遥想70年前那个从这里出发，去探求中国文学“少年精神”的少年教授的丰神——先生27岁到厦大，31岁晋升教授，这位风华正茂、学富才高的少年剑客，就是在战乱中偏处东南一隅的厦大开启了他“十年磨一剑”的学术人生的。 然而，先生与大海刚刚亲近了不到一个月，就为抗战的炮火所迫，随校迁移至闽西山城长汀，直至1946年夏随校回迁厦门。先生坦然面对极为艰苦简陋的办学条件，先后开出“中国文学史”“历代诗选”“新诗习作”等课程，撰写了《湘君湘夫人》《新诗的形式》等学术论文，完成了从诗人到学者的“华丽转身”。一位当年的厦大学生回忆说，彼时的先生“常穿着长衫，一副斯文的深情;但也常活跃在篮球场上，打前锋的，常常表演出沿底线过人突破，完全变了另一个人似的”。我坚信这位前辈的记忆是准确的——既为剑客，无论事业还是生活中，都会是“打前锋”的，都具有“沿底线过人突破”的超常功夫。 这一时期先生还时常有新的诗作问世。20世纪40年代初中期，选诗极精极严，眼光又极挑剔的闻一多先生在编选《现代诗钞》时，选入了他写于这一时期的新格律诗《秋之色》——“秋天的熟人是門外的岁月/当凝静的原上有灵星的火/清蓝的风色里早上的冻叶/高高的窗子前人忘了日夜……” 秋凉如水，心静也如水。徜徉在秋天般深不可测的中国文学的“凝静的原上”奋笔疾书而渐渐“忘了日夜”，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报效自己多难的祖国，也在精益求精地潜心操练着文学和学术的“剑术”……厦门之行，使得我对“剑客”的精神内涵似乎有了更深也更丰富的体悟。 从厦门回来之后，立即翻检出先生的《中国文学简史》。读了几页，便放不下了，大有奉读恨晚之感。确如一位师辈所说，先生的这部文学史“虽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其论述语言鲜活灵动，富于诗意，勃勃生气扑面而来，犹如一部长诗，一部记录文学创造精神和心灵历程的长篇史诗”。那是一种流畅愉悦而又惊世骇俗的阅读感受：出其不意的组织构造，行云流水的文字，使得枯燥的史料诗意盎然，然而文字背后那“敏锐的感悟和鲜活的见解”，却有着极富穿透力的思想锋芒。 《中国文学简史》出版时先生已是耄耋之年，退休生活悠闲而宁静，一如他的“最老的学生”吴小如先生在为他95岁寿辰撰写的寿联：“手抛造物陶甑外;春在先生杖履中”。只是那手杖，似乎依然萦绕着睿智与犀利的剑气。 先生的离去依然是宁静而从容的。据我的一位老师介绍，那是一个近中秋的傍晚，先生问小保姆：“我可以吃一点月饼吗？”之后吃了四分之一块月饼便沉沉睡去。他的人生谢幕，也如剑客般优雅而从容。 编辑 曹宏萍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a8fdb769fd4733687e21af45b307e87100f6f8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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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