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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与易经 相同的是利用《易经》的占卜功能，预卜行为的吉凶结果。因为我们看到郭店楚墓竹简孔子也曾经多次运用《周易》占卜，并且，从没否定过《周易》的占卜功能。不同的，也是凌越时人之处是，孔子并没有停留在《易经》的卜筮功能上，而是更多地关注其道德因素。此义帛书《要》篇记载的十分清楚：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因此，我们看到孔子对《易经》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其“古之遗言”上，关注的是其道德训诫意义。孔子作《易传》别开生面，并非是为了作《易传》而作《易传》，这与汉学家标榜的严守经文的疏释原则是绝不相类的。根据史料记载，孔子涉《易》大约在公元前496年，即55岁左右。孔子并不主张占卜，但他曾一度热衷于占卜，并且非常频繁。从孔子“吾百占而七十当”一语可以看出他的占卜准确率为70%。不主张占卜的孔子为什么一下子变得笃信占卜了呢?也许这和孔子周游列国期间诸事不顺有关。由于当时政治形势异常复杂，就连足智多谋的孔子也显得力不从心了，所以到处碰壁。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不得已搬起了《周易》，通过占卜来决定未来的吉凶祸福。这正应了“知谋远者，卜筮之繁”的“它日”之教。频繁地占筮，很自然地使孔子对《周易》的文字细加玩味，以至于“不安其用而乐其辞。”他如此喜爱《周易》的文辞，甚至连其占筮之用都忘记了。在这个过程中，孔子形成了对《周易》的全新认识。 他发现，《周易》有“古之遗言焉”。此“古之遗言”，当指文王遗教。因为在孔子看来，“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这和孔子“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之叹，若合符节。在这“古之遗言”里，孔子发现了《周易》所蕴含的深刻哲理：“故《易》刚者使知瞿，柔者使之刚;愚人为而不忘，人为而去诈。”这也就是孔子所谓的《周易》之“德义”。孔子发现《周易》的“德义”以后，当然把“德义”放在首要的位置：“我观其德义耳也。”尽管如此，他并不因此而否定占筮，只是把占筮放在次要的地位，即“我后其祝卜矣”。从而，孔子将《周易》的内容分为三个层次：“赞”、“数”、“德”。孔子认为：“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德”是最高层次，是《周易》本质的体现。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层次，则为“史巫之筮”，皆未得《周易》之真谛。 孔子学《易》后，虽然不否定占筮，但也不主张占筮，强调以德行仁义来求福求吉，而占筮只是最后的选择：“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这和“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的“它日”之教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上，孔子学《易》之前和学《易》之后是一以贯之的。其实，在孔子看来，没有德行的人，神灵也不会去帮助他，所以这种人也不必占筮：“‘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由于孔子晚年特别喜好《周易》以至达到着迷的程度，所以他留下了大量关于《周易》的言论，其中的一部分一直保存到现在。它们和其他西汉以前古书中连续记载的有关孔子的文献一样，并非假托，当为《论语》类文献。孔子晚年很可能在六十八岁返鲁之后曾对成于他之前的几种《周易》文献进行过系统整理和研究。 《易传》的里程碑意义 《易传》释《易》，开中国哲学史之先声。一是《易传》提出并使用了一系列的哲学概念和哲学范畴，诸如：阴阳、乾坤、太极、太和、鬼神、道与器、先天与后天、形而上与形而下等哲学术语;二是《易传》在解读卦爻辞、探索起源、揭示规律、阐述应用等方面充满了丰富的哲学思想，诸如：阴阳思想、中和思想、人本思想、忧患思想、天人合一三才思想、对称平衡思想等。《易传》诸篇，构思严谨，旨远辞文，识见精辟，思想深邃，为人类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探索活动，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感谢您的阅读，祝您生活愉快。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aec2f285e65c3b3567ec102de2bd960591c6d92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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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