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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说《雷雨》的社会价值及其它 戏剧大师曹禺的《雷雨》是一部撼人心魄的悲剧，无疑也是20世纪的戏剧经典。剧本以1932年前后的中国为背景，以家庭生活为单位，试图把所有的社会矛盾集中在周、鲁两个家庭的对立中，通过激烈的冲突来充分展示中国的社会现实。作品所反映的从光绪年间到五四运动以后的一个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振荡的时期。曹禺曾在《雷雨·序》中说：“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曹禺选集》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82页）周、鲁两家所经历的变化，正是中国社会的痛苦演绎，从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历史面貌。可以说作者从现实主义的高度，集中地概括了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包括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道德、伦理等形态以及东西方文化碰撞所产生的社会新思潮，作者将这些时代大潮中所涌现出来的繁复内容，机敏巧妙地融合在作品的情节与人物的矛盾冲突之中，使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历史震撼力，形成了强烈的艺术感染性和独特的戏剧风格。从剧本诗化般的语言去探索，有人说《雷雨》是一部“诗剧”；结合剧本所表达的内容来看，我们是否可以称之为一首时代悲歌。中国的民族心理和传统审美观表明，“大团圆”的喜气色彩才是人们所欣赏的，哪怕像“梁祝”的爱情悲剧以及《窦娥冤》所表现的社会悲剧，都带有“浪漫主义”和因果报应的色彩。而《雷雨》所展示的内容却具有强烈的反传统观念。只有将悲剧推到它应有的位置，使之达到一种极致，这种悲剧性才有更深刻的意义，曹禺在这方面做了积极有益的、严肃认真的探索。《雷雨》堪称是中国戏剧的里程碑。 在曹禺《雷雨·序》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创作过程以及当时的思想。曹禺一开头就写悲剧，这与那个时代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那个时代就是悲剧时代，或者说是产生悲剧的时代。作者写悲剧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结束那个悲剧时代。至于如何结束那个时代，作者当时还无法看到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作品所表现出的思想从某种角度讲还是模糊的，它毕竟是处于民主主义思想阶段的作者的作品；但它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又是真实的，在客观上起到了影响社会的作用。 下面从美学的视角就几个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 一、《雷雨》创作中作者所表现出的“直觉性”。 曹禺在《雷雨·序》中曾说：“我不知道我怎样来表白我自己……除了心头永感着乱云似的匆促，切迫，我从不能在我的生活里找出个头绪。所以当着要我来解释自己的作品，我反而是茫然的。”可见，作者当时完全是以一种直觉去观察社会，还没有用一种理性的眼光去考察，照作者所说，因为“在起首，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影像的时候，逗起我的兴趣的，只是一两个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他不可能像鲁迅那样“须听将令”，用理性的眼光和头脑去审视中国的历史——“吃人”——要“救救孩子”，也不需要“慰藉那在寂寞 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更不像郭沫若那样比较早的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要“以无产阶级为中心而创造一种适应世界的艺术”，以“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我不知道曹禺是否接受过克罗齐或者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影响，是否把他们的艺术理论作为自己创作的指南，要么就是作者起初的对世界本身的认知和把握，所采取的方式与两位大师不谋而合。柏格森认为，“所谓直觉，就是一种理智的交融，这种交融是人们自己置身于对象之内，以便与其中独特的，从而是无法表达的东西相符合。”（《形而上学导言》，转引自《新编美学辞典》张锡坤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6页）他认为艺术家的思维就是他所肯定的直觉思维（亦即直观思维），艺术家必须用独特的方法（直觉）去发见独特之事物及物之独特性，艺术就是出于对事物特性及对于这种特性的独特精神意识的热望。克罗齐和柏格森在艺术理论方面都是非理性主义者，但他们所主张的直觉主义对艺术创作特性及艺术思维特性还是有所揭示的。如果用他们的观念去解读曹禺之所谓“蛮性的遗留”是再恰当不过了，曹禺认为自己在创作的过程中只是“如原始的祖先们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睁大了惊奇的眼”，“并没有明显的意识着我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他还说：“情感上《雷雨》所象征的对我是一种神秘的吸引，一种抓牢我心灵的魔。”（《曹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82页）作者正是把自己“置身于对象之内”（广阔的社会生活），并与“无法表达的东西相符合”，从而达到主客合一的无差别的境界。 从文艺创作的过程来分析，艺术家们“不必也不应该从某种明确的观念出发进行创作”（《文艺主体创价论》徐碧辉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2页），曹禺的起初创作就是明证。但我们可以看出，带有“自发”民主主义思想的曹禺，还是将自己的作品规范于“对宇宙这一方面的憧憬”（《雷雨·序》），也就是说任何作家的作品必然会带有一种价值取向和审美情感，即便这种情感和思想不是十分明晰的，但总的方向是不可偏离的。曹禺的创作虽然带有直觉主义的色彩，但他所呈现的毕竟是人类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社会现实。 二、《雷雨》戏剧蕴含着独特的悲剧性。 《雷雨》的创作显然是受到古希腊悲剧的影响，“它第一次把希腊悲剧，尤其是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中的讽喻手法和易卜生以来近代剧的锁闭式结构技巧结合起来运用，创作了激动人心的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悲剧。”（《曹禺的剧作道路》杨海根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41页）在这里不必对悲剧下一个什么定义，而是如雅斯贝斯所说：“具体想象直接显示出来的现象，它们在作品中如何得到表现和形态。”我们可以从索福克勒斯和曹禺的悲剧作品中去寻找悲剧的现象，再去探讨古今两位东西方作家又是如何在作品中表现悲剧人物和构建悲剧形态的。 简单地说，《俄狄浦斯王》是一部以个人意志和残酷命运相冲突的悲剧，它取材于一个古老而惊心动魄的故事：忒拜国王拉伊俄斯从神那里得知，由于他早先的罪恶，他的儿子注定要杀父娶母，他因此抛弃了自己的儿子俄狄浦斯。这因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af4fdf2abdd5b9f3f90f76c66137ee06eff94e2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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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