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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小说/当代文学第29章 一、概述 1、“伤痕小说”：因卢新华的小说《伤痕》而得名。刘心武的《班主任》也属于于当时影响很大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共同点是控诉“文革”或“四人帮”给中国人特别是青少年一代的心灵造成的创伤。在艺术上比较拙稚。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当代文学缺乏能深刻反映中国巨大社会变迁的作品，而“伤痕文学”也半途而废。 2、“反思文学”：通过反思“文革”及更长时间的社会生活观照历史与现实，不再满足于展示过去的苦难与创伤，力图追寻造成这一苦难的历史动因。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贤亮《灵与肉》、古华《芙蓉镇》等等。 3、“改革文学”：回到当下，反映当时“改革”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冲突。 讨论：改革与反思/改革的合法性 王蒙《春之声》 “意识流”/作家选取的事件是否是随机的？心理过程是否是连续的、没有断裂和空白？文本内容的逻辑联系是否是松散的？ 为什么是闷罐子车？/结尾的“火车头”与之是什么关系？作家为何这样写？德国意味着什么？/“三洋”牌录音机 “赶上，赶上”与“快点开„„快”的时代号角/与50年代“大跃进”对比 “方方的月亮”：视觉与听觉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 小背景：蒋子龙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一发表，就在全国得到如潮好评，但在天津却遭遇了一顿猛批。这是怎么回事呢？ 天津狠批蒋子龙 《乔》发表后不久，1979年9、10两个月，《天津日报》上连续发表了四篇14块版的批判文章，指责《乔》是反对“揭批查”运动的。 “揭批查”运动是1977至1978年在中央领导下对“四人帮”和林彪反党集团的清查运动。把背景放在1978年6月的《乔》，自然会涉及到“揭批查”。蒋子龙刻意塑造了郗望北这一角色，与他自己刚刚摆脱作为“揭批查”运动对象的厄运有关。而他之所以会成为审查对象，起因于他发表于1976年《人民文学》复刊号上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 然而，没过多久，《机》便被“四人帮”视为“毒草”。在文化部和天津市委的高压之下，蒋子龙不得不遵照指示，违心写了小说《铁铣传》。 两个月之后，“四人帮”垮台。《机》变成了“香花”；而《铁铣传》又成了“大毒草”，受到了批判，蒋子龙也成为“揭批查”对象。这一经历让蒋子龙耿耿于怀。他把自己的不满通过郗望北的言行表现出来，以此表达对“揭批查”对象标准的理解：郗望北一没搞过打砸抢，二和“四人帮”没有任何个人联系，仅仅是当过一个“造反派”头头而已，这样的人不应当作为“揭批查”的对象。 蒋子龙的这一理解，与现实中领导“揭批查”运动的天津市委书记刘刚的理解发生了严重冲突。于是，《乔》受到批判。 北京立挺蒋子龙 就在《天津日报》发表了对《乔》的批判文章后，茅盾、周扬、张光年、冯牧、陈荒煤等“文艺掌门人”却对《乔》给予了高度赞誉。 其实，这样的力挺，在于《乔》所写的，恰是中国在经历十年浩劫后经济百废待兴、政治上拨乱反正的时刻。在这种大背景下走马上任的乔光朴，立了军令状，下工厂搞改革，自然是全社会都需要的英雄。 《乔》实际上是当年政治的图解。对陈荒煤、冯牧、周扬等文艺界领导来说，突然看到这么一篇与政治的主流相吻合、反映和冲击国人激情的小说，能不感到欣喜若狂吗?此外，当时有人指责“伤痕文学”、“暴露文学”泛滥成灾，而《乔》的登场改变了文坛只有“伤痕文学”的错误印象。《文艺报》、《文学评论》、《工人日报》等相继召开座谈会对《乔》褒扬有加。 天津上书胡耀邦 北京方面不仅以座谈会的形式力挺，还通过朱穆之出面行政干预，天津方面自然败下阵来。刘刚执行中宣部的指示，但内心并不服气，于是不久就直接上书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部长胡耀邦，认为这篇小说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朱穆之、陈荒煤等人对其的称赞和对天津方面的批评很不妥当。 12月28日，胡耀邦看到信后批示说：“这个问题需要议一议。刘刚同志的看法我也不很赞同。” 天津二次上书 1980年3月25日，1979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揭晓，《乔》当选。《乔》的获奖，又触及天津方面敏感的神经。上次刘刚给胡耀邦的上书，被胡“留中不发”。这时，胡耀邦已离开中宣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王任重担任了中宣部部长，大概天津方面觉得可以再试一试运气，又给王“奏上一本”。王任重4月23日给天津方面回了信。6月，又经过了一番周折，天津方面终于偃旗息鼓了。 核心问题：效率还是物质刺激与精神认同? 科层制/等级制/官僚主义问题：“缺”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b01278d8ad51f01dc281f1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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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