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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文人对屈原的评价 汉代文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的评价，总的来说是褒扬的，特别是贾谊、刘安、司马迁等。 最早对屈原和《楚辞》作出评价的是贾谊，贾谊结合自身遭遇, 写作《吊屈原赋》。这篇辞赋对屈原表示了极大的赞扬，赞扬了他不向黑暗现实妥协，不与谄媚小人同流合污的品质。在《吊屈原赋》最后, 贾谊写道; “ 般纷纷其离此尤兮, 亦夫子之故也, 历九州而相其君兮, 何必怀此都也? ” 这表明他并不赞成屈原这种过于执着的性情。 继贾谊之后，对屈原及其作品给予较高评价的是刘安。刘安对《离骚》作了很重要的评论，其主要内容有三点：第一，他对屈原作品的评论，突出了“怨刺”的观点，强调《离骚》是通过回顾历史，“以刺世事”，继承了《诗经》的传统。第二，赞扬屈原与统治者作斗争和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质。第三，他对《离骚》的艺术成就给予了很高评价，指出其特点是寄托深远的比兴方法，这就接触到了一些浪漫主义特征，同时体现对《诗经》的继承和发展。 司马迁, 和屈原一样, 曾受过重大政治打击, 并且以“屈原放逐, 乃赋《离骚》” 来激励自己。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在刘安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挥，更加突出《离骚》“怨”的特点。他评论屈原: “ 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信而见疑, 忠而被谤, 能无怨乎? 屈平之作《离骚》, 盖自怨生也。” 强调《离骚》是悲愤衰怨之作。同时司马迁认为他的可贵就在于他敢于“直谏”，把个人安危抛之脑后，人民百姓的利益至上，将屈原的直谏能否被采纳和楚国的存亡联系起来, 特别强调了屈原及其作品的政治意义。司马迁认为自己的“发愤著书”正是在评论屈原及其作品基础上的扩展。司马迁强调《离骚》“盖自怨生”和“发愤著书”，一方面继承孔子“可以怨” 的思想，另一方面符合道家对黑暗现实愤激的特点。 从西汉后期室汉末, 学者对屈原的评价颇有分歧。最有影响的是扬雄、班固、王逸。 首先对屈原及其作品提出批评的是杨雄。扬雄对屈原的批评, 主要从道家思想结合儒家明哲保身为立论根据, 认为屈原不应投江自杀, 君子知命不优, 既然生不逢时, 就应该远祸避害。对屈原作品的批评主要是认为它的浪漫主义内容不符合儒家经典，显示出“过于浮”、“蹈云天”。然而，他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也有肯定和赞扬的方面。他肯定了屈原人品的高洁，肯定他的作品丽而有则，文质并茂。他的这种矛盾观点正是汉代儒家文学思想内在矛盾的体现。 班固的批评是在杨雄基础之上的批评，他认为屈原上层统治者的批评违背了“发乎情，止乎礼”的原则。他倾向于现实主义，对作品中浪漫主义持批评态度，这也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局限性。他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并不都是否定的，也有肯定和赞扬。 王逸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对屈原及其作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屈原的为人及其作品是完全符合儒家思想的。在为人上，都强调对君主绝对的忠心，与班固所提倡的忠有所不同，王逸强调直谏。在对屈原的作品上，王逸认为它并没违背“温柔敦厚”之旨，也没有越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b73960f44693daef5ef73d9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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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