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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的职责——维护地区竞争制度＆打压利益团体 李俊慧：2014-11-08 对我来说，参加浙江大学“《经济解释》研讨会”最大的收获是与空间的读者见面，与他们天南海北地聊天，我戏称之为“开小会”。 “开小会”都是在第一天进行，上午的人数少一些，主要是因为很多读者并不认得我的样子，我也不认得他们的样子，虽然我已经是特别注意把挂在胸前的姓名牌翻到正面，让读者看到我的名字。读者Cathy聪明，看过我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的节目，凭此认得我的样子，再经由她与“那她他”等人联系，他们是最早找到我的读者，上午就已经在会场外的休息处与我聊了起来。到下午我在“阳明厅”的分会场发言之后，就更多读者把我认出来了。在那发言之后我们就在外面的接待桌旁聊起来，人数很多，后来从朋友那里听到的形容是“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应该是夸张的形容）。连张五常教授在整个会议结束后的星期一一大早打电话来跟我聊对会议的观感时也说：“下午的小会场比上午的大会场开得好，我两个分会场两头跑都嫌听不够。你还在外面开了第三档！那时我看那么多人围着你，我也想围上去听。可是想想如果我也围上去，那些人就会变成围着我，所以就算了。”真是可爱的教授啊„„ 如前所述，“开小会”的内容是天南海北地聊，随兴之所至，随某个读者提了什么问题，因此涉及的题材很多，主题很散。我大致能想起来几个比较大的题材，都是最近一些热门的话题，如反腐、法治、企业融资成本高企（这个话题要特别感谢吴行长提供了很详细的企业负担的利息成本，并提醒我关注一个比CPI更可靠地用于量度通胀通缩的统计数据）„„ 话题敏感，我不便在这里公开地复述当时我的分析，只能简单地说几句。关于“反腐”，要进行一个“3＋1”的分析，“3”是指中国的贪污腐败现象有三个层面的解释，“寻租经济学”关于贪污腐败的解释是最浅的层面，再根据事实一层一层地加深，才能完整而全面地解释“中国式贪腐”。张五常教授近年来的文章中已经包含了这些层面的分析，好好地研读，再加上对事实的了解，原则上可以自行做出分析。至于那个“1”，则是要好好想清楚：反腐，真的只是为了反腐吗？前面“3”个层面都是基于“反腐就是为了反腐”的前提假设而进行的分析，这里的“1”则是反思这个前提假设，因此不是另一个层面、而是另一个方面的分析了。 至于“法治”的话题，早在这个话题还没热门起来之前，我就已经写过文章分析了，有兴趣的朋友自己往前翻这空间的文章就能找到（题目中有“法治”这个关键词）。现在比起写那文章的时候，我的思想又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主要是那篇文章中对法治分析到第二个层面时提出的“调解”制度协助降低司法的交易费用的观点，后来我经过更深入地了解事实、与朋友探讨，一下子发现这项制度（我戏称为“大妈制度”，因为调解员多为大妈）的功能如果加以扩大，是有可能用于解决很早之前我与“六七十年代”讨论中国政府在如何放权给社会进行自治的问题上的左右为难的困境（记录有关讨论的帖子在本空间里也能找到）。去年给学生做的作业题中，也有基于此而调查中国的NGO组织发展的问题。张五常教授认为要引入宗教（他主张基督教，不主张有“革命传统”的天主教）来发展私人慈善的事业。起初我觉得他对，但有朋友以亲身经历的事实指出即使是基督教也有被西方反华势力操纵的问题。现在我觉得教授不对，除了有被西方反华势力操纵的风险之外，还因为宗教毕竟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制度。中国古代是用“乡绅制度”来作为民间自治的制度来补充官府（政府）的管治，但这项制度与农业经济、乡村社会的局限条件相适应，在现代已经没有了生存的土壤。反而是“大妈制度”与市民聚居于小区的模式相适应，还能与“居委会”的基层组织自然地形成相辅相成的和谐关系，是现成的、也是最好的实现市民自治的制度。从这个角度来看，什么私人慈善、协助降低司法的交易费用之类的功能，都只是“市民自治”这个大功能中的一些组成部分。而大妈是不可能反政府的，政府由此不需要担心放权给她们。 张五常教授一直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好制度都是自己发明的，不是从西方抄来的。“大 妈制度”胜过外来宗教，只是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件事上，他反倒是显得不够重视事实，有点“崇洋媚外”了！当然，引入外来宗教的主张是他看着香港的经验提出来的，但大陆的局限条件与香港还是有不尽相同之处——在这件事上最重要的不同局限，就是香港（这里指港英时期的香港，因为外来宗教进入香港是发生在港英时期）是不用担心被西方反华势力利用来颠覆政府的，那些外来宗教恰恰是协助港英当局对殖民地的管治的，正如“大妈”能协助政府的管治一样，只是一者为刚一者为柔，因此能有刚柔并济、双管齐下的良好效果。 不过，通过与读者聊天而得到最大收获的，还不是上述那些话题，而是关于中央政府的职能的问题，使我有了突飞猛进的思考进境，所以本文的重心是要详细记录这一点。“开小会”能让我与读者有比在空间上更直接、更快速地回应反馈的沟通，往往能让我在此之前零零碎碎的一些片段思考突然像拼图一样拼出了完整的图案，也就是找到完整的答案，对我的思考进境的助益也是非常大的。“中央政府的职能”就是这次去杭州开会中得到的最大的收获，因为它拼成了最完整的图案。 之前我写了《中国崛起在经济方面需要的条件：尊重市场，实事求是！》，这八字条件说的是政府要怎么做，但这个“政府”是泛泛而指的，是笼统地指整个中国政府的体系，即无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包括在内。无论是哪一级政府，都要做到尊重市场、实事求是，才能有利于中国崛起。但具体怎么做呢？该文之后的评论里就有读者提问，说很多地方政府都有搞产业扶持政策，怎么确保它们的决策是尊重市场、顺市场而为呢？当时我马上就回复，说只要地区竞争制度能够保持，地区之间的竞争自然会优胜劣汰，将不顺市场而为的地方政府淘汰出局。所以中央政府要做的不是自以为是地高高在上当裁判，而是保持好地区竞争制度就行了。 “开小会”时，有读者在听了我对“反腐”的分析之后，问道：地方政府一把手的权力非常大（因为能够动用的财政资金非常庞大），中央政府难道不应该以“反腐”来监督、控制其权力吗？我一听就知道这又是一个被“权力要关在笼子里”这类人云亦云的老生常谈误导的人——BTW，“权力要关在笼子里”据说是小布什这有史以来智商最低的美国总统说的话，其实根本是以讹传讹，跟“华盛顿砍樱桃树”一样只是个编出来的故事。近一年来在天涯上逛，也看到现在很多人面对事实之后能认识到民主的问题，但仍然认为“权力制衡”是关键，只是未必一定要以民主的形式来制衡。然而，这些都是没有自己的客观冷静的思考能力，只会“跟风”随大流地附和。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任何权力都有约束，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的约束自不待言（权力再大之人都不能违反牛顿定律，也改变不了其他人的自私本性），古代皇帝若真的毫无限制地滥用权力，也要面临民众起义、改朝换代的约束。任何权力都有约束，即任何权力都是在笼子里的，这并不是有与无（笼子）的区别，而是大与小（笼子）的区别。但大与小怎么界定才合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说“权力制衡”，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要所有权力的大小都一样吗？先不说这是否可能，退一步说真的能做到，人人权力一样，人人都是领导，也人人都是被领导，还能做什么决策？显然“权力制衡”不可能是这个意思。是不能让权力太大吗？但什么算是“太大”？一地的最高领导人在那一地的范围之内有最大的权力（否则怎么叫“最高”？），但“最大”与“太大”显然不是一回事。 换个角度，“权力制衡”与“权力掣肘”有什么不同？古代皇帝常常担心功劳大、威望高的臣下会造反，处处掣肘他们。这些臣下有不少其实是对皇帝忠心耿耿的，却因为备受猜疑而做起事来束手缚脚，没法充分尽心尽力地尽忠（想想岳飞吧），使后人读史屡屡为之扼腕叹息不止。古人又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认为军队之中的最高统帅在对外作战时，其权威可以凌驾于皇权之上，这岂非成了没有制衡（掣肘？）的权力？理想主义地说，古代的最高权力归于皇帝，现代的最高权力归于人民，则现代的人民处处制衡作为人民公仆的政府官员，与古代的皇帝处处掣肘为他尽忠的大臣、将军，又有什么不同了？ 明白了吗？担心官员权力太大而想制衡他们，跟古代皇帝天天担心大臣不忠、夜夜恐惧将军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bb7267a3d3d233d4b14e852458fb770bf68a3b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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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