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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主义批评的基本理论 结构主义批评根据现代语言学所建立的明确模型来对文学作品进行结构分析。如果说新批评所探讨的是文学的微观形式，结构主义所研究的则是文学的宏观形式。结构主义批评始于本世纪20年代，到了60年代结构主义巳在人文科学领域中形成了一种思想运动。狭义的“结构”是指由部分构成整体的方法。广义的“结构”指事物的系统模型、形式联系、关系总体等等。结构主义其理论渊源可追溯到20世纪初，瑞士的语言学家结构主义创始人索绪尔在当时他用的不是“结构”而是系统。其后法国人类学家列维一斯特劳斯把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型，运用到人类学研究上，从而创立了结构主义人类学（又叫结构主义叙事学）。这样索绪尔的语言学和列维一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就成了结构主义批评的理论基础。一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是结构主义理论的奠基作，他把语言看作一个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们所具体使用的词句叫“言语”，而整个符号系统叫“语言”，具体的言语千差万别，因人因时而异，但能表情达意，让使用同一语言的人都可明白，一这是因为在同一个符号系统里已规定了它们的意义。索绪尔进一步指出，就具体言语而言，可被看作是由一个“能指”（一个音响形象，或它的书写对应物）与一个“所指”（概念和意义）组成，如“水”的概念在汉字中是“水”英语为water，德语为wasser等，这种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即声音符号与意义概念之间的关系，除了文化上和历史上约定俗成外，没有内在的任何原因可以说明，这完全是任意的。人们的思维和表达思维要是脱离了任何语言系统，都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日常使用的具体语言，也只有在各自的整个符号系统中才有一定意义。 索绪尔还指出，对语言符号系统的研究，要用“共时态”方法，而不应只受“历时态”方法的研究的限制。“历时态研究是指语言存在的方式是时间性的，人们对一句话，无论是听还是读，都总是一个个字按时间顺序依次出现的，语句的展开有一种水平方向的时序运动，语言学上这就构成语言历时的，或横组合的方面。“共时态”研究是指将语言作为时间截面上的一个完整系统来研究，一句话里的每个词和没有在这句话里出现的而又与之相互关联的词能成对比。如“僧敲月下门”中的“敲”字和没有在句中出现的“推”字形成对比，这“推”字又有助于对“敲”字的意义的确定。这样语句的形成就有了一种垂直方向上的空间关系，称之为“联想关系”也就是语言共时的或纵组合的方面。这种共时性说明语言中任何一项的意义都取决于它与上下左右其他各项的对立，它的肯定有赖于其他各项的否定，如同没有“上”就无“下”。没有“热”就无所谓“冷”一样。乔纳森·卡勒为此说：结构分析中最重要的关系也是最简单的，即二项对立。索绪尔二项对立的理论打破了语言以单项为中心的概念，也打破了新批评那种自足的作品本体的概念。结构主义认为，二项对立不仅是语言符号系统的规律，而且也是人类文化活动各个符号系统的规律。列维一斯特劳斯根据这一原则，将结构主义方法运用到社会人类学的研究，要求将其社会因素加以形式化、符号化，并借用“共时态”原则来揭示其结构，从而创立了现代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 二是结构主义人类学。列维一斯特劳斯依据索绪尔的“系统”理论建立了他的结构体系。他认为每一事物“结构”都是由几个相互制约地变化的成分所构成，一所以“结构”实际上是一个“转换系列”，它是展示一个系统的特征的“模型”。然而“结构”并非是指客观事物本身的结构，而是人们先验地构造出来的，然后以此去理解事实的模式。在这一理论基础上，他在人类学研究中提出了“原型论结构”，认为神话也象语言一样是一个系统，这是由许多因素构成的。他称这些因素为“神话素”，而这些因素方面可加以组合排列，支配这类组合排列的规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语法，全世界各地神话令人惊呀地相似，大同小异，这说明他们都是一些基本主题的各种变化。在形形色色的神话中，存在着某些永恒的普遍的结构，任何个别的神话都可以还原成这些结构。他认为神话也应有逻辑，这种逻辑就是原始思维，它不是分析性的抽象逻辑，而是直接用具体形象的经验范畴去代替抽象的 逻辑。这种逻辑如同语言学中的二项对立一样，它是用自然事物的二项对立来代表抽象的关系，原始人并以此来满意地解释他们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如“日”和“月”这对自然事物，在古代中国就是阳与阴，在不同场合可以代表夫妻，君臣、强弱、刚柔等，几乎任何相反相成的事物。然而这种原始思维并不限于原始人类，其实它在一切人头脑中都是潜在的，在野蛮人、原始人那里表现为神话，在文明人、现代人那里表现为诗。斯特劳斯把语言学模式套用到人类学或文学方面，就如同语言学家透过 具体语言总结出一套语法一样，他在神话分析中描述了神话系统的语言。而他相信，一旦掌握了这种语言，就可以读懂任何荒诞不经的神话。神话分析对结构主义叙事体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是结构主义诗论。结构主义批评把索绪尔现代语言学应用于诗歌，就有了结构主义诗论。其代表之一是罗曼·雅各布逊他在研究语言交际活动的背景上探讨诗的语言特点，发现诗性功能占主导时，语言不是指向外在现实环境，而是强调信息即诗的文字本身。他认为：诗性首先在于某种具有自觉的内在关系的语言之内。由于语言的诗性功能提高了符号的可感性，吸引人注意符号的物质性，如音韵、词汇、语法等等，而使语言最大限度偏离实用的目的。这样在诗性语言中，符号与所指的正常关系被打乱，而获得了作为自身价值的对象的某种独立性，根据这一理论，雅各布逊从索绪尔的纵组合与横组合概念中引出了选择轴和合轴的概念。选择轴即语句中出现的词，是从许多可以互换的对等词语中挑出来的；组合轴即语句中出现的词前后邻接，互相连贯地组合在一起。在平时我们说话或写作时，是从一系列可能的对应词中选择，然后将其结合在一起以形成语句。然而在诗中发生的情况却不一样，我们在组合语词的过程中，也象在选择语词的时候一样注意着“对应词”，即我们把一些在语义上，韵律上，语音上或其他方面的对应的词语串联起来。以我国律诗为例，杜甫“桃花细通？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等句中的“桃花、杨花、黄鸟、白鸟、巴峡、巫峡、襄阳、洛阳等词中，都是可以互换的对等的词语，好象本来在纵向选择轴上展开的词，被强拉在横向组合轴上。这就是雅各布逊所说的诗的功能对应原则从选择轴引伸到组合轴。而这种引伸并非仅仅由于它们所传达的思想而被串到一起，就象在普通言语中那样，诗中的词语组合着眼于相似、对比和排列，以及其他各种由语词的音响、意义、韵律和内涵所组造成的形式。因此诗的语言总是把音、义或语法功能上对等的词依次展开，既灵活多变，形式上又极度规整，和日常实用词相对，几乎成为另一种独特的语言。 雅各布逊的诗论只是强调把语言分析本身看成诗的一种解释，而没有考虑读者方面的接受理解，以及如何组织诗中各个成分，这就无法解释诗的实际效果，也无法说明语言特性怎样在诗里起作用的。怎样把诗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连接起来，结构主义诗论的另一代表人乔纳森·卡勒补足了这一点。 卡勒在其《结构主义诗学》一书中谈到，诗之为诗，并不是一定由语言特性决定，还取决于读者能否把它当成诗来读。换言之，语言的规整和独特性还不足以概括全部诗的情况，读者读诗时所取的态度，作出一定的假设，这些程式化的期待，才能使人把诗当成诗，把诗的语言区别于日常实用的语言。如美国诗人威廉斯一首颇有名气的诗《便条》就是如此，全诗如下；我吃了／放在／冰箱里的／梅子／它们／大概是你／留着／早餐吃的／请原谅／它们太可口了／那么甜／又那么凉／这首诗和一张普通的便条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是分行书写的形式。在我国古代将散文语言稍加变化以成诗句，这种以文为诗以文为词皆不为病。如辛弃疾《沁园春·杯，汝来前》：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汝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浑如此，叹汝于知己，真可思哉！更凭歌舞为媒，算合作人间鸩毒猜。况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犹能肆汝杯？。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则须来”。这首词被称之为打破了传统的词的韵味，是以文为词的典范。这也可说明诗之为诗，并不一是全由语言特性来决定，散文句也可以入诗，其关键还在于读者是否把它当作诗来读’也就是法国结构主义者耶亲所谓的“阅读态度”。此外卡勒还提出读诗时的程式有三点，第一是诗的非个人性，读者要根据诗字面符号想象出诗的虚构环境，从中见出普遍性的情趣；第二是诗的整体性，诗是一个自足的整体，理解诗力求把诗中的各部分连贯成一个整体，使其中各成分能互相阐发；第三是诗必有意义，读诗总要假定而包含着大于字面的意义，所谓读懂一首诗，也就是找出它的言外之意。 以上可以见出。雅各布进强调语言特性，偏重于诗的语言极度规范化与反常出奇。卡勒则注意阅读过程中的程式和假定，认为语言无论怎样，只要以一定格式写出来，使读者把它当作诗读，就具有诗的性质。如果除去二人之偏见，互为补充，应该说结构主义的诗论对诗的形式的批评探讨，做了一件极有价值的工作。 四是结构主义叙事学。斯特劳斯认为：神话与诗不同，其实质不在文体，不在独特的音韵，而在它讲述的故事。一个神话故事可以有不同的变体，在这些变体下面的则是神话的基本结构，即神话的故事。神话的各种具体叙述与神话的基本结构之间的关系，正如索绪尔所说的“言语”和“语言”，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bc3959defa0f76c66137ee06eff9aef8951e48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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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