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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从《林纾的翻译》看钱钟书的翻译批评] 《林纾的翻译》一文对译界来说众所周知。罗新璋认为“文章集翻译批评与理论建树于一炉,……博瞻综赅,融中西学理之长;深识创见,成钱氏一家之言。”作为一篇得到普遍认同的客观的翻译批评,钱钟书先生何以使自己的批评具有如此的学术含量和学术生命力呢? 一 该文开篇处,钱钟书从汉代文字学者关于翻译的训诂中引出“译、诱、媒、讹、化”,认为这几个字“把翻译能起的作用、难于避免的毛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 在随后的篇章中对“讹”、“化”、“媒”、“诱”几字生动透彻的阐释正是钱钟书用来对林纾的翻译进行批评的理论依据,虽未冠以“理论”二字,但确是批评者赖以观察译作的工具和批评本身的结构线索。实际上,钱先生的这段文字在我国翻译研究中已经被普遍认为是翻译理论了。 钱钟书对于自己批评的理论依据作了透彻而精辟的论述,这是无需讨论的。然而,批评者的批评标准是否明晰、具体就存在争议了。钱钟书的“化境”如同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一样较为抽象,与翻译批评实践之间有一些不适应的情况。那么,这篇孕育了“化境”说的翻译批评是否将“化境”作为批评的标准呢?“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这段文字极易障人耳目,使人将“化境”作为该文的翻译批评标准,其实不然。在考虑了一国文字与另一国文字、译者的理解和文风与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译者的体会与译者的表达能力之间的距离后,作者指出,“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那就是‘讹’。”由“化”字发端,进而到“讹”字,两字之间的距离便是译本的现实生存空间。在不可实现的理想――彻底和全部的“化”与不能避免的毛病――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之间,作者找到了“媒”或“诱”的新意义,即“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效力。” 这“媒”或“诱”的新意义才是该文的翻译批评标准,钱钟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林纾的翻译展开批评的。 二 该文中间穿插的作者对于林译的兴味一段特别值得一提。咋一看,觉得这一段似乎与翻译批评的客观性格格不入,批评者对于被批评译作的个人兴味带有很主观的倾向,怎么能堂而皇之地摆在一篇批评文章中呢?作者自有他的用意。“我对林译的兴味绝非想找些岔子,以资笑柄谈助,而林纾译本里不忠实或‘讹’的地方也并不完全由于他的助手们语文程度低浅、不够理解原文。” 作者并未沉浸于个人好恶之中,而是进而探索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既然明知是“讹”,为何还喜欢读呢?由此可见钱先生不懈的探索精神。 另一方面,作者虽坦述了自己对林译的喜爱,但并没有让个人的好恶遮住批评者的眼睛。例如,在评价林译对原作的增补时,作者指出,“从翻译的角度判断,这当然也是‘讹’。尽管添改得很好,终变换了本来面目,何况添改处不会一一都妥当。” 作者还指出林译中的“颠倒讹脱”相当普遍,不能一概归咎于排印的疏忽,林纾引以为豪的译书速度也是重要的原因。 上文生动地说明了翻译批评者难免会有个人的好恶,然而是沉浸于个人好恶的津津乐道之中,还是勇于挖掘个人好恶背后深层的原因,则取决于翻译批评者能否将个人的好恶限制在同行公认的学术规则之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翻译批评的客观性和学术含量。 三 有所创新的文章才会有较强的学术生命力。然而,创新并非无中生有。钱钟书正是凭着自己深厚的语言文学修养和不懈的探索精神,在对林译与其后他人译本、林纾早期与后期译作的比较中,在对译文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bd576879d2d233d4b14e852458fb770bf68a3be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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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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