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诗的开创者谢灵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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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诗的开创者:谢灵运

中国南朝宋诗人。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生于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因从小寄养在钱塘杜家,故乳名为客儿,世称谢客。又因他是谢玄之孙,晋时袭封康乐公,故又称谢康乐。晋末曾出任为琅琊王德文的大司马行参军,豫州刺史刘毅的记室参军,北府兵将领刘裕的太尉参军等。入宋后,因刘裕采取压抑士族政策,降爵为康乐侯,出任永嘉太守,临川内史等职。元嘉十年(433)被宋文帝(刘义隆)以“叛逆”罪名杀害。 谢灵运出身名门,兼负才华,但仕途坎坷。为了摆脱自己的政治烦恼,谢灵运常常放浪山水,探奇览胜。谢灵运的诗歌大部分描绘了他所到之处,如永嘉 、会稽、彭蠡等地的自然景物,山水名胜。其中有不少自然清新的佳句,如写春天“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写秋色“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写冬景“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等等,从不同角度刻画自然景物,给人以美的享受。谢灵运的诗歌虽不乏名句,但通篇好的很少。他的诗文大都是一半写景,一半谈玄,仍带有玄言诗的尾巴。尽管如此,谢灵运以他的创作极大地丰富和开拓了诗的境界,使山水的描写从玄言诗中独立了出来,从而扭转了东晋以来的玄言诗风,确立了山水诗的地位。从此山水诗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流派。

谢灵运还有赋10余篇,其中《山居赋》、《岭表赋》、《江妃赋》等比较有名,景物刻画颇具匠心,但成就远不及诗歌。谢灵运早年信奉佛道,曾注释过《金刚般若经》,润饰过《大般涅盘经》,有《辩宗论》为其阐释顿悟的哲学名篇。谢灵运还于元嘉间奉诏撰《晋书》,《隋书·经籍志》著录36卷,已佚。

谢灵运的主要创作活动在刘宋时代,主要成就在于山水诗。由他开始,山水诗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流派。

魏晋以来,崇尚清谈。东晋偏安江左,清谈之风变本加厉。这种风气侵袭到文学创作的领域里,造成了玄言诗的盛行。这些诗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既谈不上言志缘情,也谈不上风华辞采。但是玄言诗和山水诗又并非截然的对立面,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山水有“以形媚道”(宗炳《画山水序》)的一面,山水之中包孕着玄趣。因此玄言家大多喜好山水,借山水言玄。例如玄言诗的主要作家孙绰的《兰亭》诗,就有相当生动的景物描写。到东晋后期,模山范水的作品渐渐增多,诗风开始转变。《宋书·谢灵运传论》把山水诗的倡导之功归于殷仲文和谢混:“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但从这两位作者现存的作品来看,玄言成分依然相当浓厚,描写技巧也不够成熟。真正大量写作山水诗而且在艺术上卓有成就的作家是谢灵运。

在政治上不能得志,谢灵运寄情于山水,加之他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登临寓目,每每发为诗篇。由于写作的对象是过去的文学作品中少有的,没有多少可资借鉴的技巧,成功地把奇秀的江南山水反映在诗篇里,作家必须自铸新辞,精心刻镂。谢灵运的山水诗所以超越前人,原因就在于体现了这一方面的新的创造。鲍照说:“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南史·颜延之传》)汤惠休说:“谢诗如芙蓉出水。”(《诗品》中)


两位和谢灵运同时代的诗人使用的同一比喻,说明了谢诗的特点,即鲜丽清新。这一特点体现于对山水形象捕捉的准确。“春晚绿野秀”(《入彭蠡湖口》)、“青翠杳深沉”

(《晚出西射堂》),同样是绿色,却是两幅完全不同的画面,前者为暮春,后者为深秋。“时竟夕澄霁,云归日西驰。密林含□清,远峰隐半规”(《游南亭》),写落日时的短暂景象,就把读者带到了雨后山林这一特定的环境里。为了准确地捕捉形象,诗人确乎是“经营惨淡,钩深索隐”(沈德潜《古诗源》),调动了多方面的艺术技巧。例如他的名句“白云抱幽石,绿□媚清涟”(《过始宁墅》),既以拟人的手法赋予大自然以生命,又利用浅深、明暗的对比显示了大自然丰富的色彩。“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石门岩上宿》),以有声烘托无声,由动而见静,细致地写出了深山夜色。

谢灵运在写景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情。《登池上楼》之所以受到历代读者的赞赏,不仅是因为“池塘生春草”这一猝然偶得的名句,而且是由于通篇的情景交融,不同的景物只是诗人情绪变化的背景。《过白岸亭》“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空翠强难名,渔钓易为曲”等句,把老庄哲学化入山水景色之中,由景涉理,进而引起荣悴穷通的感慨。《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由“天路”登群峰之首,若入云烟,自然地引起思古幽情,又一转而为忧生的嗟叹,以景启情,浑无痕迹。

谢灵运诗中时时可以见到佳句,但通篇完整的作品不很多。他登山临水“寓目辄书”(《诗品》),自然难于有那么许多精致工巧的名句,因而常常借助于汉赋铺陈排比的手法,填塞一些典故完篇。而致力于追求新奇,也易流于艰涩险怪。同时,谢灵运本人还没有摆脱玄言诗的消极影响。他兼通玄佛,有的诗篇固然能够做到寓理于情,寓情于景,但也有不少作品的结尾,理往往游离于情景之外,类似说教,沉闷乏味。

谢灵运诗篇中反映的生活面比较狭窄,其中虽有一些对时政的不满,但多是个人的怨望。不过,也可以从中了解当时士大夫的精神面貌。更为重要的是,谢灵运以其文学创作活动促使了玄言诗向山水诗转变。他那刻意追新的艺术实践,为后来者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唐代的李、杜、王、孟、韦、柳诸大家,都曾从谢诗中吸取过营养。钟嵘在《诗品》中说他“颇以繁富为累”,又说:“若人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这样的意见虽然不免溢美,但大体上还是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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