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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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2016级行政管理 王亚博 41625033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严格来讲,是1938年;1947年,出版。它是费先生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课内容,所开的课恰是“乡社会学”。据费先生在序言中所说,那个时候,他不喜欢“照本宣科”,总想着与学生探索一点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再加上,“乡村社会学”是未垦的处女地,自然就受了费先生的青睐。总共是14篇,内容涉及了中国乡村的秩序、基层政治、血缘以及农村贸易等,即使隔了70年,这本书仍有着可看的价值。这或许又应了那句话,选书,要挑作者已逝多年,但是作品仍然再版的。

作者开宗明义申明中国基层社会是乡土性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生活的特征正是取决于农民对“土”的依赖。在对中国乡村特征的认识上,有不少提倡乡村工作的人将“愚、弱(病)、贫、私”作为其征候,尽管对“弱”与“贫”有客观的标准可说,但“愚”与“私”却定义的很牵强,作者直接诘问这两方面。

首先,“愚”是指农民不识字,可是从传情达意、传递世代间经验的工具性角度,以及农民所处的空间阻隔与时间阻隔的状态来看,特殊语言与文字的功能并无二致,相反在近距离沟通中更加有效。我们也正处于现代化进程,文字固然是现代化的工具,文字的发生是在人和人传情达意的过程中受到了空间和时间的阻隔的情境,但要考虑此类工具的内生性与有效性。作者就是在阐述这些工具与特征在乡土社会是如何内生的,如何发挥作用的,这种作用发挥的怎样,认为本来平行的两种工具不应有高低贵贱之分,文字下乡的前提是要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

其次,“私”的毛病很难做出评价,是需要先将群己、人我的界限划定清楚的,所以讨论这个问题前要考虑整个社会结构的格局。作者分别用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比拟西洋社会和乡土中国的格局,团体格局中的个人崇尚个人主义,差序格局中的个人遵从自我主义。这种自我主义极具相对性和伸缩性,有的人同心圆网络很小,而有的人甚至可以完全依靠同心圆网络生存。所以,究其评价农民“私”的本质,其实是西洋社会的现代国家理念对乡土社会的冲击。在辨清乡土社会的整体结构后,接下来要去发现社会格局中维系私人的核心道德观念是什么。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不同的私人关系之间存在亲疏远近、高低贵贱,需要与之相配的道德要素,所以传统的道德里找不出一个笼统性的道


德观念,所有的价值标准不能超脱于差序的人伦而存在。因此在对某个人做道德判断前,一定要问清对象是谁,对象和自己什么关系,才能拿出相应的标准来。

社会格局是由社群这一基本单位所构成,团体格局的基本社群是团体,差序格局的基本社群是社会圈子,也可称之为“小家族”“家族”“男女有别”这两个章节,作者用差序格局中最基本的社群单位——家庭以及家庭中的男女关系——与团体格局的相应概念做比较,说明家庭中“纪律排斥私情”男女有别”是让乡土社会呈现安稳秩序的重要因素。

从差序格局的基本社群单位来看,安稳的秩序在家庭内部已经达成,但是社会整体的有序还需要有一种明确的对秩序的治理模式。普遍的观点是将乡土社会归为“人治”,西洋社会归为“法治”,可“人治”的观点其实本身并不成立。首先,“法治”也属于广义上的“人治”,应该叫“人依法而治”。其次,望文生义的来看,“人治”是指统治者随个人好恶做决定,这种好恶难以被预期,这时人们会不知道怎样行动,会导致天下大乱,因之根本算不上“治”。它们二者的差别在于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所以所谓的“人治”其实是“礼治”“礼”作为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主要是在社会继替的教化中养成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主动服膺。同时,这带来了区别于同意权力、横暴权力的第三种权力——教化权力,并带来长老统治,“礼治”的存在条件在于社会变迁并不剧烈,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而在变迁很快的社会,所要应付的问题传统办法解决不了,需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这时法律作为控制各个人的力量出现了,也就是所谓“法治”

所以“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即取决于在社会继替发生的同时社会变迁的速率。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其社会性质很大的一个转变就是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同时,文化的不稳定带来竞争优势在年轻人和老人间重新配置,原先的教化权力遭到了挑战,“时势造英雄”涌现出了时势权力。在这里我有一点疑问,作者说时势权力与“法治”都出现于激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但时势权力是怎样转化为“法治”的呢?

最后作者谈到人性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在乡土社会中人可以靠欲望来行事,但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作为人们行为的指导,于是产生“需要”,因而有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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