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社会流动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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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层、社会流动与经济增长

作者:邵宜航

来源:《贵州省党校学报》2018年第06

摘要:本文从跨学科的视角,结合社会分层理论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论述在以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现代经济增长中、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如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创新的规模与质量、创新的制度与文化环境、以及创新的知识与智力基础,从而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

关键词: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5381201806 -0005 -07 一、增长的结构性因素:从经济到社会

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增长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发展经济学家所强调的经济结构的关键影响。经济增长研究的代表性论著AghionHowitt的《增长经济学》指出,在过去20年中,发展经济学家合理地质疑了现有的总量形式的增长模型,微观和宏观的经济结构性差异作为增长和收入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日益得到重视[1]。另一方面,在我国的经济实践中,经历改革开放以来近四十年的快速增长之后,2015年党中央也审时度势提出了要进行深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上表明,从理论到实践,注重结构性因素对经济增长与长期发展的影响已经成为共识。我们认为,在影响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结构性因素中,除了经济结构之外,还必须关注社会结构。特别是从跨学科视角审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实际上,经济思想史也告诉我们,历史上的经济学大师,从斯密、马克思、马歇尔到韦伯、熊彼特等都曾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密切关联,而将社会阶层结构与经济发展相关联的最早的权威研究无疑应该追溯到马克思。马克思深刻分析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分层的对立和矛盾如何影响资本主义经济的演变。其后,韦伯的研究特别强调分析人类行为必须同时考虑经济利益和社会关系,并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多维的社会分层理论。但随着经济学社会学出现了专业化的分工发展,在更多的情况下,社会分层和流动被作为现象本身归入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其形成和影响因素得到了大量的关注,成为社会学的一个最重要研究分支。相对而言,在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后向影响方面,相关的社会学研究更多关注于分层体系下社会不平等的演变状况,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虽有所论及但未深入展开。

在经历经济学社会学的分离后,近期重新兴起的新经济社会学和社会经济学引领了经济学和社会学跨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思潮。虽然社会分层在增长研究乃至整个经济学研究中依然鲜少涉及,但社会结构中的社会流动性,特别是代际流动性因常常被作为机会平等的衡量指标而得到了许多经济学研究的关注,同时韦尔简单总结了社会流动性将通过影响国民中精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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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的利用和收入不平等的演变两方面而作用于经济增长[2]。另一方面,在历史学研究中,特别是在相关经济社会发展史研究中,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的讨论其实难以隔离。在一定意义上,相关国家发展史的研究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经济学社会学不同视角的融合。实际上,社会阶层结构对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可以从历史发展与变迁中得到论证。在我们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综合相关研究,我们认为社会分层(或阶层)结构本身对经济长期增长与发展的影响更为根本,社会流动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分层结构。为此,我们提出,如同发展经济学所强调的经济的结构性因素对增长与发展存在着根本性影响一样,社会性的结构因素对经济长期增长与发展也存在着本质性的影响与作用,而在不同发展时期与节点社会结构的影响可能更为关键。 二、社会分层与经济增长

为方便讨论,首先我们有必要对相关社会分层和经济增长理论做个简述。

社会学中,社会分层研究存在着不同理论流派。一般认为,马克思和新马克思主义,韦伯和新韦伯主义,涂尔干和新涂尔干主义是最重要的理论视角。关于阶层如何划分,马克思的阶级划分以是否占有生产资料为主要依据。在此基础上,韦伯提出了更丰富的包含阶级、身份和党派的多元分层理论,确定了社会分层的三个基本维度:财富与收入(经济地位)、权力(政治地位)和声望(社会地位)。涂尔干则从功能主义视角出发强调分工基础上形成的职业共同体。此外,布迪厄强调文化视角的社会分层理论也被视为现代的重要流派。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基于不同研究目的和理论基础的分层理论。总的来说,如索伦森所指出的: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韦伯提出的三个变量是社会学者们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所用的主要变量,大家很少对其他变量有一致的认同[3]。克博认为社会分层研究理论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都是沿着社会分层哪一个维度(韦伯的三个维度)是最为重要的这一分歧展开的[4]。我们认为,在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社会学的社会分层分析方法、以及韦伯提倡的三个划分维度,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解释经济增长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影响与作用。

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显然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开山之作,但一般而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主要被认为始于Solow等的开创性研究,Solow等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阐释了物质资本积累的作用,同时也说明了技术进步对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性[5]。但可能受限于当时的认知,早期并没有进一步解析技术进步机制。大约30年之后,新的研究再度引发了经济增长研究的热潮,新增长理论第一波着重解释了人力资本提升和知识外部性等因素将可能克服物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导致的资本积累的停滞,从而产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以Romer的产品种类创新(分工思想的深化)[6]Aghion&Howitt的产品质量创新(熊彼特式创新的体现)[7]为代表的第二波新增长理论则演绎了增长过程中的内生技术进步。由此创新作为增长的源动力得到了进一步突出和强调,相关研究也被统称为R&D增长模型。有学者认为相较于其他增长理论,R&D增长模型更能解释现实中迥然不同的世界各国的增长表现,因此也是更具说服力的增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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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认为,作为存在生产和研发多部门的R&D增长模型,可以进一步融合社会学的分层结构,以解释社会性结构因素对长期增长的影响。实际上,前述Romer的基于横向创新的增长模型也将劳动力区分为技能劳动和非技能劳动,创新需要技能劳动者。但其中并未包含对社会性因素的考量,其增长分析的重点也不在于劳动力差异的影响。在绝大多数的增长模型中,劳动力在不同部门间的流动主要取决于经济收益。劳动力要素的差异性通常不是关注的重点。另一方面,社会学研究揭示了作为现代社会分层重要表现的职业分层的差异并不单纯取决于经济收入,所谓职业社会声望也是分层的主要指标,职业声望许多时候还主要取决于这个社会中的文化价值观体系。因此,如果我们将蕴含社会性因素影响的社会分层与上述基于创新的增长模型中的不同经济分工部门相结合,则可以分析社会性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注意到,在推崇市场机制的增长模型中通常着重刻画厂商和消费者经济选择,较少独立出同样需要人力资源的政府管理部门,对政府选择的考量也主要是讨论税收的影响。而现实中的政府部门的劳动者群体可能更多处于社会分层中的较高层,由此可能吸引更多的人才资源,掌握更多的权力资源。因此,在深入探究增长因素时无法忽视该群体阶层的影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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