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人”与“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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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人”与“民”的关系

我们在历史回顾中首先感觉到,民俗之“民”的范围不断地被‘学者们扩大了.虽然汤姆斯没有具体指明他的“民’的确切含义,但是.他的“民”显然不会超出本民族.神话学派则把范围扩大到种族.到人类学派民俗学家那里,“民’不仅包括本国本族人,还包括异族的野蛮人.到此为止,人类学派民俗学家已把“民’推及到全世界了。但是,他们同时给“民’加了一个限制,把它规定为乡土范围的、非工业化的.随着城市民俗学的兴起,多尔逊教授 又把一部分有乡土传统的市民加人了由乡下人和野蛮人组成的‘民’.最后,邓迪斯教授把“民’推及到每个人,推及到任何人群,认为任何人身上都会见出一些民俗传统.

民俗学家通常把“民’限制在乡土社会,所以人们担心它会随着乡土社会的消失而退出历史舞台。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民’可以指任何人群及各种群体里的任何人,我们当然应该相信民俗学将与人类同在.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看到,民俗学虽然已无灭顶之灾,却将呈颓废之势.因为我们推敲一下就会发现,当多尔逊和邓迪斯把越来越多的人纳人民俗学家的视野的时候,民俗学家看到的仍然是民俗的日益失势.

让我们分析一下“民’的范围的这种扩大对民俗学家究竟有多大意义.从汤姆斯到邓迪.各位民俗学家界定“民’的具体标准是不一样的,汤姆斯把那些拥有旧时的行为举止、风俗、仪式庆典、迷信、叙事歌、谚语以及神话的人视为“民.;神话学派把那些拥有神话的人视为“民’;人类学派民俗学家把那些保持着遗留物的人定义为“民’;多尔逊把那些表现出丰富的传统民俗的人纳人“民’;.而邓迪斯把一切表现了传统的民俗种类的人都算作“民’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根据“俗’来确定“民,也就是说,他们都先确定什么是“俗”然后再根据他们各自认定的“俗’的出现范围来确定什么是“民”.

民俗之“民’并不等于生活中的人,只有当生活中的人表现出民俗之‘俗”时,民俗学家才在这一惫义上把他看作‘民’.生活中的人是完整的、完全的,民俗之“民.是生活中的人的局部或片面;生活中的人是终日终年终生意义上的,民俗之“民’是某时某刻意义上即是时间片断意义上的.所以,以“俗’定“民’,以“俗’论“民.,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关键在于“俗’的范围是否全面.如果我们所界定的“俗”是全面的,那么,我们所讨论的“民’才是完全意义上的;如果我们所界定的“俗’是大量的,那么.我们所讨论的‘民.就是充分意义上的;如果我们所确立的“俗’是零碎的,那么,我们所讨论的“民’就只是部分意义上.再根据我们的这种理解来看汤姆斯以来的民俗之“民’的定义,我们认识到,各种定义的差别是很有限的。 汤姆斯就开始以“俗’为中心,他全心全意地考虑神话、叙事歌、风俗、迷信之类的“俗”甚至没有明确地讨论过“民’.神话学派也是如此.人类学派民俗学家才开始慎重地讨论“民’把它定为乡民和野蛮人,因为他们集中地保存着大量“遗留物”;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其他阶层也保持着一定数A‘遗留物:也就是说,他们把乡民和野蛮人定义为“民”并不在于只有他们才表现出民俗.只有他们才是有“俗’“民’而是在于他们才是充分意义上的“民”因而对他们才有充分的学术兴趣.人类学派民俗学家对“民’如此定义,主要是出于学术上的思考.是理论上的简化,他们并不是把它作为事实判断强加于人.遗憾的是,后来有乡民和野蛮人才有民俗。多尔逊注意到乡民和野蛮人之外也有民俗存在的事实,为民俗学介人城市居民而辩护,从而勇敢地纠正了长期以来对人类学派民俗学家们的误解.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他虽然把联系到“民.的人员的范围扩大了.但是,他对“民.的实质性规定(对传统民俗的拥有)并没有改变.也就是说,根据他的主张,民俗学者可以观察的人比以前要多。但是,可以研究的“俗’大致还是那些。多尔逊为“民’增加的范围是“城市里有乡土传统的部分人’,他们仍然有很丰富的传统民俗,所以,多尔逊的“民’还是充分意义上的“民’.邓迪斯的“民’就大不一样了。他说一切人都可望是“民’,因为每个人都归属于一定的人群,都会拥有群体的一些“俗’(根据他的列举可以看出,他所谓的“俗’仍然是传统的民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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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和种类,例如神话、民歌和风俗等,只不过比任何人都列举得更详细)。是的,14个人都会表现出一些民俗,这是生活李实.但是,如果按照传统的民俗体裁和种类来衡量,每个人、每个阶层所表现出的民俗分最是不大一样的:民歌在乡f:社会就比在大学校园里有更多的人参一与,迷信在落后地区就比在发达地区更有市场.因此,每个人、44个阶层作为“民’的分最也是不一样的.乡民和野蛮人之外的人毕竟只是部分意义上的“民’.所以可以说,邓迪斯一方面像多尔逊那样,只是为民俗学增加了可以观察的人;另一方面,在多尔逊为民俗学 增补了一类充分意义上的“民”之后,他只能再为民俗学添加_卜所有部分意义上的“民:对部分意义上的“民”的认识利于开阔民俗学者的视野,但是,民俗学不可能以此为重点,更不可能以此为中心,这大概是人类学派民俗学家对此置之不理的原因.民俗学需要的是充分意义上的,甚至是完全意义上的“民’.以此而论,邓迪斯的观点对民俗学的意义就是非常有限的了。

然而,民俗之“民’仍然是关系到民俗学兴衰存亡的大难题。乡民和野蛮人这些充分意义上的“民’日渐减少,城市的乡土传统也会逐步淡化,在他们及其传统民俗完全消失之后,即使我们采用邓迪斯的观点,让民俗学依赖部分意义上的“民’,我们也不能相信民俗学会有什么希望:因为尽管传统的民俗和传统的民俗体裁和种类会在一个时期大量存在于现代社会中,但是,它们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将不可逆转地越来越衰微,它们在人们心中也将 越来越无足轻重.

我们确实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一定要把民俗限定在传统的民俗体裁和种类之内呢?为什么只有在人们表现了传统的民俗体裁和种类之后,我们才把他们作为“民’来考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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