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现象的弊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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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现象



20122013学年第一学期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实践教学论文



《群体现象的弊与利——浅谈国人公德现状》



新闻传播学院国际新闻

国新2



20201212050043

李静宜








群体现象的弊与利

——浅谈国人公德现状



在近代中国史上,“公德”一词最先出现于梁启超的著作,任公对所谓“公德”之意的基本阐述是人的行为中能对公共利益、社群凝聚有所贡献者。因为这种行为具有高度的价值,所以称其为公德。梁在其著作中痛心疾呼:“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一语道破当时中国民生民情现状。无独有偶,若干年后,梁漱溟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称,中国人缺乏公德。其对公德下的定义是:“人类为营团体生活所必需底那些品德。”二梁的真知灼识,一眼看穿中国民生最大弊病。

有人曾说:人的命运没法超越时代带给他的东西。我认为此话同样适用于各种社会现象。若说二梁所在的时代是因动荡不安、民生凋敝导致“公德缺乏”的话,那在中国所谓经济飞速增长、GDP与世界地位一路增长的当下,随之而来的却不是公民道德的急速上升。相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信仰的缺失、道德的凋零致使越来越多的人沦丧为人人为己的经济动物状态。

小月月事件、砸车事件、表叔表哥、官僚腐败„„近年来各类事件层出不穷一次次突破着国人道德底线,我们不禁想问这究竟是怎么了?百年前名家就在探讨的问题为何时至今日仍未得到解决,反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或许,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上可以为我们的疑惑提供一些解答。

当下的中国就如同古斯塔夫勒庞在其社会学名著《乌合之众》所称:“现时代呈现为群龙无首的过渡状态”“造成文明洗心革面的唯一重要的变化,是影响到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

以近来所发生的砸车事件为例,行动主体多为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我们暂且不对其行为对错进行评判(毕竟在群体生活中,无意识所起的作用巨大,而理性作用几无)。这群年轻人,有的来自高等院校,有的却是置身社会底层的劳动者,然而却在这次行动中表现出惊人一致的狂热与冲动。这边向我们说明了:构成群体的个人不论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相同与否,成为群体便使其获得一种集体心理。这边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看起来彬彬有礼的一些人,却成为砸车事件的‘先头兵’,冷酷且无情。

组成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的主要特点是: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观念转化为行动的倾向。这便可以解释群体行动弃公德于不顾的原因。

也许有些人在此时会想起在99年美轰炸南斯拉夫大使馆后我国学生对其的抗议行为,我想说,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群体行动。在那次抗议中,暴戾之气并不显眼,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一场“相对理性”的抗议。群体的智力并不比孤立的个人高,但从感情及其激起行动这个角度看,群体表现的比个人更好或更差全看环境如何。

砸车事件中,游行群体所接受的暗示是:“我这是一种爱国行为,我在抵制日货,这样日本便会知道中国不是好欺负的。”事实真是如此吗?显然,这只是人数众多所赋予他们的狂热激愤,群体聚在一起总是冲动而急躁的,会做出许多孤身一人时绝对不会做的事情,顾一切的赴死犯难,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这场事件中,群体所表现出的道德水平是十分低劣的。


这就又回到了前文提到的二梁所探讨的国人的“公德”问题。今日社会愈发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我们不能说个人素质水平呈下降水平,但社会公德的缺失却是一不争事实。为什么会形成这种一加一反而越来越负的局面?



群体的平常含义指聚集在一起的个人,无论其属于什么民族、职业或性别,也不管是什么事情让他们走到一起;而在心理学上,群体一词却有着十分不同的重要含义。

毫无疑问,聚集成群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采取同一个方向,他们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一种集体心理。这便使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存在,所有人都受群体精神的统一支配。换言之,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许多人在现实世界中默不作声,却敢于在网络中对一些敏感事件进行集体声讨,例如“人肉”行为。

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网络使各类消息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传播变得不受限制。如曾经轰动一时的“彭宇案”。我们或许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如没有对于此案的大肆报道或舆论传播,大多数人也会在老人跌倒时毫不犹豫的出手相助,而受助老人也不会反咬一口。这只是假设。而无可争议的是,在此案发生后,多数人形成一种群体心理,在遇到此类事件时会选择观望而绝非立即上前进行救助。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看出,公德的日渐缺失是一种对社会本身的防范行为,无关个人品德,即“私德”。毕竟在群体中,每种感情与行动都具有传染性,人人敢为或人人不敢为,都取决于群体的感情倾向。

当然,群体对个人也起着一定的道德净化作用,如在一系列重大事件:汶川地震、南方雪灾、温州动车事故、校车事件„„群体所表现出的舍己为人、自我牺牲及对平等的渴望就令人动容。同样的,这也是孤立的个人根本无法做到的崇高行为。

在这些事件中,人们甘愿舍己而站在更高的层面中来看待问题。这也是一种传染性,体的优越道德让置身其中的人无法做出有违公德的选择,虽然这也只是一种无意识行为,而并不无碍大局。

若统治者想提高这个社会的公共道德,要做的无意识树立正确的引导,而绝非在事件发生之时的默不作声或只是低调抗议。我们这个国家从未遇到像当前这么多的机遇与挑战,风大浪已容不得也经不起所有蝇蝇苟苟营生的考验。统治者最好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严峻的社会公德现状,毕竟在群体的灵魂中占上风的,并不是对无限自由的绝对要求,而是屈人之下安逸生活的卑微愿望。罗斯福在大萧条年代所提出的“Free from want(免于匮乏的自由)便是最好的佐证。相信各位领导早已看到他们我握有非常专制的权威,无需任何后盾便可使人民听命于自己,那何不利用这点来建立一个精神层面更加健全的国家?这点值得你我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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