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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理解的中国近代社会变迁 大半学期以来，集中的读了一些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著作，与同学们一起讨论了诸多问题，对于近代中国1的社会变迁有了些许感性的认识。关于近代中国传统的讨论模式大都着眼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方面，虽然现在比较多的强调眼光向下看，关注普通大众、底层人民的生活，也读了一些关于新社会史文化史的著作，但是我在此做的讨论，可能还是无关于下层人民的生活，更多的关注于国家/社会的关系，整个社会思想的变迁方面。一方面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个人的兴趣更多的集中在这些方面；另一方面，也是关于底层生活的资料比较琐屑，难于把握，而所谓精英人物的资料更多的保留下来。下面我想就我在读这些书的时候所理解的内容作一些阐述。 一、国家与社会 十八世纪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样，中国会向什么方向发展，似乎并没有一致的意见。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认为：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只是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了实际意义。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一书，其书名所谓“早期工业化”，似乎就可以看出 “资本主义萌芽”是题中应有之意。我觉得我们往往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个预设：那就是中国社会往什么方向发展，总是要以西方的资本主义作为我们的参照系，似乎只有向资本主义发展才是我们的正道。韩书瑞和罗友枝则认为“清代成功地积极变革其帝国制度实际上阻碍了中国向更有创造性的方向发展”。2在“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我更认同顾准先生的论断：“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而且也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政治实体……有了市民阶级，并不必然从中产生出资本主义来……(资本主义更是一种)法权体系、意识形态和国家的商业本位根本态度。”3 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强国家弱社会”的论断，我现在觉得有一些疑问。在读这些书的过程中，我倒是感觉国家可能并不那么强势，“尽管清朝官僚机构庞大而复杂，但国家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实际相当有限。”4虽然魏丕信以荒政为切入点，认为“清楚地证明了这一时期救荒政策与管理的高效率”5，但是我还是觉得国家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秉承一种消极的理念，只要收够了赋税，没有动乱，以安静无为治理地方，就算是一种“太平盛世”。 魏也承认，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以后，荒政已经成了摆设。基层的州县政府可能把一切关乎公众福祉的事务都当做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义务，但是其真正关心的是关系到其考绩升迁的赋税和司法审判两端。其他的公共事务可能更多的交给地方士绅去做。这一点在瞿同祖先生的《清代地方政府》中有较为明确的揭示。但是代表社会的力量同样也并不强大，或者说很弱，士绅代表的只是特定地方的地区利益或者个人、小的集团利益，士绅本身的非正式权利亦是由国家的授予的功名给予的，没有能够代 1 我在此所指的“近代中国”非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鸦片战争为起始的，我们所读的书多从十八世纪开始讨论近代中国，因此我在这的讨论亦以十八世纪开始，特加以说明。 2 [美] 韩书瑞、罗友枝：《十八世纪中国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第11页。 3 顾准：《顾准文集》，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7年版，第209，212，215页。 4 [美] 韩书瑞、罗友枝：《十八世纪中国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第18页。 5 [法] 魏丕信：《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10月第二版，第311页。 1 表整个社会向国家表达自己权利和利益的势力或团体，一定程度上能代表社会利益的士绅准确的说应该是一元化政治权力结构中的一部分，更遑论与国家对抗了。我觉得能够在真正意义上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对国家提出自己的要求，应该是清末的立宪派。因此“国家-社会”强弱这种判断模式可能并不适合中国的历史。在此点上，黄宗智先生在《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一书中做过批判性的思考。任何一种西方的理论都很难完全契合中国的历史背景。 总的说来，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在不断的变化中的。我想很重要的一点表现在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上。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量在大的趋势上讲是在不断减弱的，当然其中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太平天国兴起以后，为了镇压政府动用所有的政治资源，包括给予汉人更多的政治权利，容忍近乎半私人的军队，这一切都使国家的权威急剧减弱，地方督抚坐大；另一方面西方列强不断的侵犯，使清政府穷于应付，又不得不继续借重于地方督抚。其实关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上，只要把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后半期做一个比较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整个十八世纪有九十余年处于康雍乾的统治之下，可以说是乾纲独断，其文网之严密，几乎听不见对朝廷批评的声音。而对比十九世纪后半期，任命督抚要考虑势力平衡，两江是湘系的地盘，北洋亦被淮系占据二十余年；报纸对政府的批评讥讽、嬉笑怒骂，不绝于耳，更有革命党高呼“排满革命”，不停起事。政令之能否推行，取决于督抚能否接受。政府权威的不断丧失，公信力愈来愈小，导致政治力量的离心，政治资源流失，清政府的灭亡只是迟早的事情。 二、社会思想的变迁 陈旭麓先生有个很有名的说法，说我们是被“轰出中世纪”的，一语道破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被动、艰难，所受的外力压迫。中国历史上向来有文化中心主义的思想，以为洋人同蛮夷没什么两样，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中国人表现了极大的自信甚至是自傲，当然这是不知世界大势的自信，盲目的自信。乾隆给英王的诏书中说：“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绸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6这个著名的诏书可以为那个时代思想作最好的注脚。等到两次鸦片战争挨了打，资本主义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船坚炮利，但我们仍然不承认在“体”上有什么问题，我们要学的是造船造炮。所以有了一个洋务运动，但是在倭仁这样的传统士大夫眼里，甚至“用”也是奇技淫巧，卫道在乎的是人心。等到甲午被弹丸小国日本打败，才真正有了切肤之痛，改革“体”的方面才进入整个社会的视野之中。随着进化论挟万钧之力，占据了几乎所有知识人的心灵，西方的一切都变得比我们高明，一切的榜样，改革的鹄的都指向西方，我们理当向西方的社会秩序进化。我们要改进的不仅是政体，还有思想文化。最近看清人笔记，有这样一条材料，颇值得思考： “前十年皖人因拒俄会演说，而中间忽孱入革命话头，谓应先杀一城之官吏。此本极可怪，官将捕治，或为解始已，而令为首数人见安庆太守谢。太守乃谓曰：‘以文明程度论，将来自应有此一级，惟今尚非其时，君辈宜稍安勿躁’此语在彼 6 转引自马戛尔尼：《1793年乾隆英使觐见记》，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149页。 2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e2565158185f312b3169a45177232f60ddcce7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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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