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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的重要发现 殷纣身死，国都为墟。指商代后期都城遗址。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周围。商代从盘庚到帝辛(纣)，在此建都达二百七十三年，是中国历史上可以肯定确切位置的最早的都城。1899年在此发现占卜用的甲骨刻辞。殷墟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都城遗址，横跨安阳洹河南北两岸，现存有宫殿宗庙区、王陵区和众多族邑聚落遗址、家族墓地群、甲骨窖穴、铸铜遗址、制玉作坊、制骨作坊等众多遗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 殷墟发掘，确证了中国商王朝的存在. 重新构建了中国古代早期历史的框架，使传统文献记载的商代历史成为信史。以宫殿宗庙建筑和王陵大墓为代表的商代建筑，树立了中国古代早期宫殿建筑和皇家墓葬的典范。在殷墟出土的15万片甲骨上，发现了目前中国文字体系最早的证据，至今仍为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使用。以青铜器、玉器为代表的殷墟文物和以人祭、人殉、车马殉葬、兽祭等为代表的殷墟丧葬习俗，为商代晚期文化传统提供了独特的证据。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发掘，是中国国家学术机构第一次全面负责、中国学者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培养了一批批的考古学者，殷墟也成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殷墟重要的文化价值也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业咨询机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的肯定。 目前，殷墟共出土甲骨15万片，单字约4500个，其中约有1500个单字已被释读。3000多年以来，甲骨文虽然经过了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不同书写形式的变化，但是以形、音、义为特征的文字和基本语法保留至今，成为今天世界上五分之一人口仍在使用的方块字，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审美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中国书法艺术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杜金鹏说，安阳殷墟在1978年的考古发掘中，出土青铜容器4000余件，这些青铜器中，司母戊鼎是殷墟出土的最大青铜器。实际上，安阳其他一些证据证明，这并不是殷墟最大的青铜器物。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安钢进行考古发掘时，曾经发现过一个铸造青铜器的工厂，那个工厂现场有一个铸造青铜器的内范，而这个内范表明它是一件圆形青铜器，这个圆形青铜器的口径达到1．6米，比司母戊要大得多，这样来讲，如果它是一个圆形的鼎，那比司母戊鼎壮观多了。 这种规模、体型的青铜器要进行铸造必须有一批熔化青铜器的炉同时工作，而且有大量的铸造工人，这个浇铸是不能间断的，能把各个工种有机协调起来，可见当时的社会组织已经非常严密。商代的石器与玉器亦可谓琳琅满目，殷墟出土的玉器体现出中国青铜时代高超的工艺水平和艺术想像力。学者们认定，殷墟出土的玉器，其原料大都为新疆的和田玉、辽宁岫玉！那么可以这样设想，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就已经有通往新疆的“金石之路”了。这可要比始于公元前二世纪的“丝绸之路”早1200多年！ 罕见墓葬, “殷墟作为非常明确的商代古都，这个证据是非常充分的。”刘庆柱说，殷墟有好多东西是中华民族的基因。 刘庆柱说，殷墟考古发掘70多年来，发现墓葬计8000余座，包括王陵和大量族墓，其种类有带墓道大墓、长方竖穴墓、无墓圹墓及祭祀坑等，这在世界其他文化遗址中是少见的。这些墓葬等级森严，随葬礼器的大小、形制、组合、数量更是代表墓主人的不同等级和身份。殷墟的王陵大墓，规模宏大，杀殉众多，礼器精美。妇好墓的随葬品达1928件，而平民、奴隶则随葬品很少甚至没有。 刘庆柱说：“在殷墟的墓中，有4个墓道的是王墓。王为何要用4个墓道？这是在喻示着„地上是四方，地下是四方，四方都归我管‟。换句话说，王埋在地下也要控制四方。 宫殿宗庙遗址,殷墟宫殿宗庙区位于洹河南岸小屯村、花园庄一带，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650米，总面积达71.5公顷，是殷墟最重要的遗址和组成部分。 著名的妇好墓是1928年以来殷墟宫殿宗庙区内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妇好墓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 殷墟宫殿宗庙区还分布着为数众多的甲骨窖穴。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这里共出土甲骨约1．5万片。 王陵遗址,殷墟王陵遗址的建设是殷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工程和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洹北商城遗址等共同组成殷墟遗址。殷墟王陵遗址是殷商王朝的陵地与祭祀场所，开了中国帝王陵寝制度的先河，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最完整的王陵墓葬群 殷墟，又名殷虚，殷墟是我国奴隶社会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小屯村一带，距今已有三千三百多年历史。因其出土大量的甲骨文和青铜器而驰名中外。郭沫若先生在《访安阳殷墟》一诗中赞叹道：“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的著名诗句。2006年7月13日，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中国安阳殷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洹河两岸，面积约24平方公里。，大致分为宫殿区、王陵区、一般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和奴隶居住区。据《竹书纪年》记载“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自盘庚迁都于此至纣王（帝辛）亡国，整个商代后期以此为都，共经8代12王、 殷墟古称“北蒙”，甲骨文卜辞中又称之为“大邑商”、“商邑”，为中国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的都城所在地，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最早的古代都城遗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人类历史文化遗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殷墟为都城的商代晚期，疆域广阔，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空前发达，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典范之一。殷墟以独具风格、规模巨大、规划严饬的宫殿建筑和商王陵墓体现出恢弘的都城气派而卓绝一时；以制作精美、纹饰细腻、应用广泛的青铜器而闻名中外；以青铜冶铸、玉器制作、制车、制骨、陶器、原始瓷器烧造等高度发达的手工业而享誉世界；以造字方法成熟、表现内容丰富、传承有序的甲骨文而在世界文明史上独领风骚。殷墟丰富的文化遗存从各个方面反映出中国古代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是华夏先民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因此，一个世纪以来在殷墟的发现和发掘，不仅使它成为中国近现代考古学的摇篮，而且为湮灭了3300年的殷商文化，提供了一种独有的、历史的和科学的见证。殷墟作为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为甲骨文及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其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和文化价值，蜚声中外而又影响深远，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或缺、辉煌壮美、璀璨绚丽的一页，应受到全世界的重视和保护。 殷墟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郭沫若先生称：“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 殷墟的发现和发掘被评为20世纪我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首。 先秦诸子主要流派的思想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 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孟子的思想主要是“民贵君轻”，提倡统治者实行“仁政”，在对人性的论述上，他认为人性本善，提出“性善论 ”，与荀子的“性恶论”截然不同，荀子之所以提出人性本恶，也是战国时期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的表现。 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 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 ，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及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 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 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 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 秦始皇陵的发现 秦始皇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陵园。其巨大的规模、丰富的陪葬物居历代帝王陵之首。陵园按照秦始皇死后照样享受荣华富贵的原则，仿照秦国都城咸阳的布局建造，大体呈回字形，陵墓周围筑有内外两重城垣，陵园内城垣周长3870米，外城垣周长6210米，陵区内目前探明的大型地面建筑为寝殿、便殿、园寺吏舍等遗址。 秦始皇帝陵是中国第一座皇家陵园，在中国近百座帝王陵墓中，以其规模宏大，埋藏丰富著称于世。1956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把秦始皇帝陵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目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2002年秦始皇陵荣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秦始皇陵共发现10座城门，南北城门与内垣南门在同一中轴线上。坟丘的北边是陵园的中心部分，东西北三面有墓道通向墓室，东西两侧还并列着4座建筑遗存，有专家认为是寝殿建筑的一部分。秦始皇陵集中体现了“事死如事生”的礼制，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结构殊特。 陵墓地宫中心是安放秦始皇棺椁的地方，陵墓四周有陪葬坑和墓葬400多个，范围广及56.25平方公里。主要陪葬坑有铜车、马坑、珍禽异兽坑、马厩坑以及兵马俑坑等，历年来已有5万多件重要历史文物出土。1980年发掘出土的一组两乘大型的彩绘铜车马——高车和安车，是迄今中国发现的体形最大、装饰最华丽，结构和系驾最逼真、最完整的古代铜车马，被誉为“青铜之冠”。 兵马 俑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位于陵园东侧1500米处。1974年春被当地打井的农民发现。由此埋葬在地下两千多年的宝藏得以面世，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迹”。为研究秦朝时期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成为世界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兵马俑坑现已发掘3座，俑坑坐西向东，呈“品”字形排列，坑内有陶俑、陶马8000多件，还有4万多件青铜兵器。坑内的陶塑艺术作品是仿制的秦宿卫军。近万个或手执弓、箭、弩，或手持青铜戈、矛、戟，或负弩前驱，或御车策马的陶质卫士，分别组成了步、弩、车、骑四个兵种。在地下坑道中的所有卫士都是面向东方放置的。据钻探得知共有三个陪葬坑，其中1974年发现的一号坑最大，它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深5米左右，长廊和11条过洞组成了整个坑，与真人马大小相同、排成方阵的6000多个武士俑和拖战车的陶马被放置在坑中。在一号坑的东北约20米的地方是在1976年春天发现的二号坑，它是另一个壮观的兵阵。南北宽84米，东西长96米的二号坑，面积9216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7016平方米。二号坑内有多兵种联合阵容，包括步兵、车兵、骑兵和弩兵等。二号坑西边是三号坑，1989年10月1日才开始允许游客参观。南北宽24.5米，东西长28.8米的三号坑面积为500多平方米。三号坑经有关专家推断，被认为是用来统帅一、二号坑的军幕。一乘战车，68个卫士俑以及武器都保存在坑内。 1974年以来，在陵园东1.5公里处发现从葬兵马俑坑三处，成品字形排列，面积共达2万平方米以上，出土陶俑8000件、战车百乘以及数万件实物兵器等文物。其中一号坑为“右军”，埋葬着和真人真马同大的陶俑、陶马约6千件；二号坑为“左军”，有陶俑、陶马1300余件，战车89辆，是一个由步兵、骑兵、战车等三个兵种混合编组的曲阵，也是秦俑坑的精华所在；三号坑有武士俑68个，战车1辆，陶马4匹，是统帅地下大军的指挥部。这个军阵是秦国军队编组的缩影。1980年又在陵园西侧出土青铜铸大型车马2乘。引起全世界的震惊和关注，这些按当时军阵编组的陶俑、陶马为秦代军事编制、作战方式、骑步卒装备的研究提供了形象的实物资料。兵马俑的发现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二十世纪考古史上的伟大发现之一”。秦俑的写实手法作为中国雕塑史上的承前启后艺术为世界瞩目。现已在一、二、三号坑成立了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对外开放。 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1.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中统一 颁布“推恩令”和《左官律》。前127年，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诸侯王死后，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子弟可分割王国的一部分土地为列侯，列侯归郡守统辖。这样，既可以把王国的地盘化大为小，以分散其势力，“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又可使这些受封子弟“联恩尽孝”。列侯们“人人喜得所愿”，拥护中央，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权。同时，又借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阴谋叛乱之机，下令逮捕二王。二王畏罪自杀，牵连被杀的列侯、官吏、宾客数万人。武帝由此制定《左官律》和《附益之法》，前者指令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后者限制七人与诸侯王交游。不许诸侯王招纳宾客。又采用酎金夺爵等方式废掉了一些侯国。终汉武帝之世，汉初封侯的143人中，只剩5侯；武帝因功封侯的75人中，失侯的68人；推恩封侯的175人中，失侯的113人。至此，汉初分封所形成的割据势力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其次，重用酷吏，打击地方豪强。汉武帝在削弱诸侯王和列侯的同时，对称霸一方，妨碍政令的统一的地方豪强进行打击，下令把他们迁往关中，就近监视，以达到“内实京师，外销奸滑”“不诛而害除”（《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的目的。 2.改革改政体制，加强皇权 主要有设立“中朝制”借此削弱相权；设置十三州部刺史，借此抑制地方豪强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官吏的控制；建立侍从军和禁卫军，加强皇帝保卫和军事防御；实行察举制，用考察加举荐的方式选拔官员。 3.改革财政，加强中央政权 统一货币，把铸钱权收归中央，铸造五铢钱作为国家统一的法定货币；专营盐铁和均输平准法。盐铁官营和调剂运输，平抑物价对稳定经济起了重要作用；箕缗和告缗，打击富商大贾，加强中央集权。 4.独尊儒术，实行文化专制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继位后，接受董仲舒的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儒家公羊学派的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主，杂以阴阳五行及法家某些思想成分，发展为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新儒学。董仲舒的思想，为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理论根据。董仲舒还积极鼓吹尊天就必须尊王，为封建皇权披上了“君权神授”的外衣。董仲舒主张“以教化为大务”，又主张“正法度之宜”，其实质是“外儒内法”。董仲舒提倡“三纲五常”，强调治国要“德刑并用”。因而为武帝所称道，诏行全国。这种王道、霸道杂用的统治思想，一直为此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 为了按照儒家思想培养统治人才，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兴太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汉书·董仲舒传》）于是，在中央设太学，置五经博士官，授儒家经典。此外，还在郡国兴办学校，亦以“五经”作为教材教授学生。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办太学和郡国学校，是汉武帝在思想文化领域为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的重大措施。 政治上：在中央：将多位丞相免职或处死，设立外朝，削弱相权，加强君主专制；在地方：颁布推恩令和附益之法，削弱王侯国权力，加强中央集权；设立13州部，每部派刺史，作为地方监督机构； 经济上：盐铁收归国营，统一铸五铢钱，大力发展经济，消除地方割据基础，以加强中央集权； 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思想成为正统思想；设立太学，察举人才，选拔官吏； 军事上：抗击匈奴，维护多民族国家的主权；打击地方割据势力，维护国家统一； 政治上： 第一、建立中朝，限制丞相权力。 第二、设置刺史，按六条问事。 第三、建立新的选官制度，举孝廉、兴太学、举贤良文学和上书拜官、策试。 第四、推恩令、附益法、左官律、酌金夺侯。 经济上： 第一、统一币制，铸造三官钱即五铢钱为法定货币。 第二、盐铁官营。 第三、均输法。 唐长安城的结构和布局 唐长安城的面积达83.1平方公里，按中轴对称布局，由外郭城、宫城和皇城组成。城内街道纵横交错，划分出110座里坊。此外还有东市、西市等大型工商业区和芙蓉园等人工园林。城市总体规划整齐，布局严整，堪称中国古代都城的典范。 唐长安是一个东西略长，南北略窄的长方形。根据考古实测，从东墙的春明门到西墙的金光门之间，东西宽为9721米(包括两城墙厚度)。从南墙的明德门到北墙的玄武门偏东处之间，南北长为8651米(包括两城墙厚度)。两相比较则东西长出1070米，周长约35．5千米，面积84平方千米。全城建筑分三大部分：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宫城位于全城北部中心，皇城在宫城之南，外郭城则以宫城、皇城为中心，向东西南三面展开。 长安城（外郭城）开十二座城门，南面正中为明德门，东西分别为启夏门和安化门；东面正中为春明门，南北分别为延兴门和通化门；西面正中为金光门，南北分别为延平门和开远门；北面的中段和东段分别与宫城北墙和大明宫南墙重合，西段中为景耀门，东西分别为芳林门和光化门。除正门明德门有五个门道外，其余各门均为三个门道。据实测，明德门址东西广55.5米，南北长17.5米，每个门道宽5米。特别是明德们内的南北大街朱雀大街更是宽达150米至155米。其他的不通城门的大街宽度也普遍在35米至65米之间，而顺城街宽20米到25米。明德门原有台阁式门楼建筑，唐末被朱全忠焚毁。 宫城位于郭城北部正中，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2820米，南北宽1492米，周长8.6公里。城四周有围墙，南面正中开承天门（隋称广阳门），东西分别是延喜门和安福门，北墙中部开玄武门。宫城分为三部分，正中为太极宫（隋称大兴宫），称作“大内”，东侧是东宫，为太子居所，西侧是掖庭宫，为后宫人员的住处。今天西安城内西五台和北城外自强西路北侧铁路中学内的土岗则是为数不多的大兴宫城遗址。 皇城亦为长方形，位于宫城以南，其东西与宫城等长，南北宽1843米，周长9.2公里。城北与宫城城墙之间有一条横街相隔，其余三面辟有五门：南面三门，中为朱雀门，两侧为安上门和含光门；东西面各一，分别为景风门和顺义门。南面正中的朱雀门是正门，向南经朱雀大街与外郭城的明德门相通，向北与宫城的承天门相对，构成了全城的南北中轴线。城内有东西向街道7条，南北向5条，道路之间分布着中央官署和太庙、社稷等祭祀建筑。 从城市的平面布局来看，规划者严格讲求左右对称。全城以宫城的承天门、皇城的朱雀门和外郭城的明德门之间的连线，也即承天门大街(亦名天街)和朱雀大街为南北向中轴线，以此为中心向左右展开。为突出北部中央宫城的地位，以承天门、太极殿、两仪殿、甘露殿、延嘉殿和玄武门等一组组高大雄伟的建筑物压在中轴线的北端，以其雄伟的气势来展现皇权的威严。之后，随着不断增添新殿，才使这种格局有所变化。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地上的城市往往是天上的写照，从而使城市称为宇宙的象征。“天子”居住的都城更是如此，唐都长安城这一人间杰作亦不例外。根据天上星宿的位置，最为尊贵的紫微宫居于北天中央，它以北极为中枢，东、西两藩共有十五颗星环抱着它。紫微宫即有皇宫的意思，皇帝贵为天子，地上的君主和天上的星宿应该相对应，因此，只能把皇宫布置在北边中央位置。而且北边有渭河相倚，从防卫的角度看，也比较安全。 宋代理学 宋代哲学的主流，是儒家哲学的特殊形式，又可称为道学。因理学家主要讨论的内容为义理、性命之学，故称为理学。是融合佛、儒、道三教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北宋时期的石介、胡瑗、孙复被称为理学三先生，但实际的开创者为北宋五子，即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周敦颐为宋代理学的开山祖，他将道家无为思想和儒家中庸思想加以融合，阐述了理学的基本概念与思想体系。邵雍是先天象数之学的创始人，并使之成为理学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张载则发展了气一元论思想，为古代中国辩证法两一学说的集成者。 二程兄弟是理学的重要代表，他们为北宋的理学思想奠定了基础。宋代理学思想以理为万事万物的本源，又称为天理，承认事物的变化。但认为这是理的神秘力量所至，还阐述了天人关系等问题，坚持天人相与的命题。在认识论上比较重视精致的先验论认识论，以格物致知为基本命题概念，讲求穷理。 南宋学者朱熹与陆九渊是理学的发展者。朱熹也是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在理学体系的完善与阐发上有特殊贡献。他承续了二程的思想，认为理是存在的基础，物质性的气是第二性的，“„理在先，气在后‟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朱子语类》），理的最高境界为太极。但他又认为理无气则不存，气无理亦不能存，二者紧密相关。陆九渊为主观唯心主义理学派别的重要代表，他的思想多与朱熹对立，二人曾发生激烈的辩论。他反对朱熹的读书明理，观察物以穷理的思想，认为这些均属支离事业，提出“心即理也”的命题。以“宇宙即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为核心，把格物致知的命题变为易简功夫，主张发明人之本心，反对著述立说与博取群书。宋代理学的这两派对后来影响较大，王阳明为明代理学代表，他基本上承续了陆九渊一派思想，对后代影响巨大。 宋代经学的特点是，儒家学者们大都不顾旧有的传注，他们往往抛弃传统的训诂、义疏，直接从经书原文中阐释义理性命（指人的本性及其根源），因此被称为“性理之学”，简称“理学”。由于宋儒认为这种理学是由孔子传给子思、子思再传给孟子的，而他们自己则是继承了孔孟的道统，于是又称之为“道学”。宋朝的理学家们大讲“存天理、弃人欲”，强调三纲五常，标榜自己是儒学的正统。其实所谓理学，不过是把先秦的思孟学派、汉代的公羊学以及魏晋南北朝的玄学、佛学等思想糅合在一起的产物，是儒家天命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理学的创始人是北宋的周敦颐、程颐等人，至南宋时，朱熹为集大成者。朱熹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什么是理？朱熹解释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显然他所说的“理”，是产生万物的本源，是离开事物而能独立存在的一种什么东西，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因此“理”也就是“天”、“上帝”。所以朱熹又说：“帝是理、是主。”这样一来，他又把理同天命联系起来了。朱熹还把所谓永恒的理引申到封建道德范畴中来，借以大肆宣扬封建的“三纲五常”思想。所谓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仁、义、礼、智、信。朱熹把这些封建伦常说成是天理，是先天就有的。他说，“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直待有了君臣父子，却旋将道理入在里面”。(3)朱熹还进而把天理同人性、人欲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具有封建的伦常是人的本性，因此人应该是善良的。有的人所以有“不善”的表现，是由于被人的欲望所蒙蔽。因此人们必须放弃私欲，服从天理。朱熹于是提出“存天理，弃人欲”的号召，要求人们都必须遵守封建伦理纲常，听命于封建统治。朱熹运用这些理学思想去阐释儒家经典，著作除《四书章句集注》外，还有《周易本义》、《诗集传》等，被后世封建统治者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 在宋代，除了以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外，还有另一派主观唯心主义理学。它始于北宋的邵雍、程颢，至南宋陆九渊发展为“心学”而总其成。陆九渊把思孟学派的主观唯心主义同佛教禅宗的某些思想结合起来，提出“心即理”之说。他认为天理、人理、物理只在人的心中，“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主张“心”和“理”是永久不变的，以此证明一切封建的道德教条都是人心所固有的，是永恒不变的。他还认为，人们要了解、认识客观事物，只要悟得本心就可以了，甚至连书都不必多读。于是提出“六经皆我注脚”的说法。为了维护封建的伦理道德，陆九渊号召人们“存心”而“去欲”，反对人民为改善受压迫的处境去同封建统治者进行斗争。陆九渊的理学思想虽然同朱熹有很大分歧，但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为封建统治提供理论根据的。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宋朝，统治阶级需要更严密、更具有欺骗性的思想理论来控制人民的言行，保证封建秩序不受冲击。宋代理学的纲常伦理思想可以更有力地维护封建社会那套严格的贵贱尊卑的等级制度、箝制人民的思想，因此这时宣扬忠孝节义的义理性命之学便得以发展起来，后世也称它为程朱理学。宋代理学受到明、清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儒学的正统思想。 另一方面，封建统治者为了强化思想文化的专制，他们不仅要借助于儒学，而且也要利用佛教、道教来麻醉被统治者。而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也必须同中国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才能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因此自魏晋以来，便出现了儒、释（佛）、道三家合流的趋势。在宋代的理学中，朱熹讲“弃人欲”与佛教的禁欲主义有相通之处；周敦颐说太极是从“无”产生的，与道家的“有生于无”思想也是相近的，他的太极图就是从道教那里学来的；佛教、道教宣扬的“行善”内容，又都与儒家的仁义、天命思想相合拍。这些表明，儒、释、道三家的相互融合、渗透，在宋代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所以建于五代、宋朝的四川大足石窟中，竟然出现了佛、道、儒三教教主释迦牟尼、老子、孔子造像同时供奉在一窟中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这正是上述三家合流的形象反映。 宋代瓷窑 宋代形成了“窑”的概念，但是宋人对瓷器的记载还比较零散。最早对宋代瓷器进行系统介绍的是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一书，记载了包括高丽窑、大食窑在内的15个古窑，其中绝大部分是宋代的。明中后期以来，在文人学者的清赏类著作中，对瓷器的记载更多、更系统。清代，随着从宫廷到士庶对宋瓷的追逐、收藏，开始出现专门的陶瓷专著，也开始记述鉴定要点，并涉及了一些制造工艺。从收藏的观点出发，开始形成官窑、私窑、大窑、小窑等收藏品的不同观点。这类记载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并大体上形成了宋代“五大名窑”的观点。 宋代的制瓷业有官窑、私窑之分，并且出现了御窑。官窑由监窑官管理，部分产品上交官府或宫廷，同时也有相当部分的产品供出售。私窑则由民间投资经营，产品供给的对象既有品官、士大夫，也有平民百姓，因此种类丰富。御窑大约是在北宋末期才兴起的，其规模虽小，产品质量却非常高，全部供给宫廷或官府的大型仪式使用，不合要求的产品全部打碎，禁止流入市场。 宋代五大名窑 钧 瓷 北宋著名瓷窑之一。窑址在今河南省禹州市城内的八卦洞。钧窑利用铁、铜呈色的不同特点，烧出蓝中带红、紫斑或纯天青、纯月白等多种釉色，以蛋白石光泽的青色为基调，具有乳浊而不透明的效果。钧瓷的又一特征是釉面上常出现不规则的流动状的细线，称“蚯蚓走泥纹”。钧窑瓷器是中国历史上的名窑奇珍，品种繁多，造型独特，以瑰丽异常的钧釉名闻天下。其成就在于釉中加入铜金属，经高温产生窑变，使釉色以青、蓝、白为主，兼有玫瑰紫、海棠红等，色彩斑斓，美如朝晖晚霞，被誉为“国之瑰宝”，在宋代就享有“黄金有价钧无价”、“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盛誉。 汝 瓷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为冠绝古今之中国磁器名窑。窑址在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宋时属汝州，故名。汝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宋人叶寘在《坦斋笔衡》中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州为魁。”可见汝窑是继定窑之后为宫廷烧制贡瓷的窑场。其器物多仿青铜器及玉器造型，主要有出戟尊、玉壶春瓶、胆式瓶、樽、洗。胎体细洁如香灰色，多为裹足支烧，器物底部留有细小的支钉痕迹。釉色主要有天青、天蓝、淡粉、粉青、月白等，釉层薄而莹润，釉泡大而稀疏，有“寥若晨星”之称。釉面有细小的纹片，称为“蟹爪纹”。汝窑烧宫廷用瓷的时间仅20年左右，约在北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到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故传世品极少，被人们视为稀世之珍。 官 瓷 官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窑有南北之分。据文献记载，北宋末徽宗政和至宣和年间（1111-1125年），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官府设窑烧造青瓷，称北宋官窑。宋室南迁杭州后，在浙江杭州凤凰山下设窑，名修内司窑，也称“内窑”。后又在今杭州市南郊的乌龟山别立新窑，即郊坛下官窑。以上统称南宋官窑。 官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于世。主要器型有瓶、尊、洗、盘、碗，也有仿周、汉时期青铜器的鼎、炉、觚、彝等式样，器物造型往往带有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其烧瓷原料的选用和釉色的调配也甚为讲究，所用瓷土含铁量极高，故胎骨颜色泛黑紫。器之口沿部位因釉垂流，在薄层釉下露出紫黑色，俗称“紫口”；又底足露胎，故称“铁足”。 宋代官窑瓷器不仅重视质地，且更追求瓷器的釉色之美。其厚釉的素瓷很少施加纹饰，主要以釉色为装饰，常见天青、粉青、米黄、油灰等多种色泽。釉层普遍肥厚，釉面多有开片，这种开片与同期的哥窑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说，官窑釉厚者开大块冰裂纹，釉较薄者开小片，哥窑则以细碎的鱼子纹最为见长。 定 瓷 宋代北方著名瓷窑。窑址在河北曲阳涧磁村。始烧于晚唐、五代，盛烧于北宋，金、元时期逐渐衰落。北宋定窑以烧造白釉瓷器为主，装饰方法有划花、刻花、印花和捏塑等。纹饰以莲花、牡丹、萱草为常见，画面简洁生动。定窑除烧白釉外还兼烧黑釉、绿釉和酱釉。造型以盘、碗最多，其次是梅瓶、枕、盒等。常见在器底刻“奉华”、“聚秀”、“慈福”、“官”等字。盘、碗因覆烧，有芒口及因釉下垂而形成泪痕之特点。 哥 瓷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这里所说的哥窑是指传世的哥窑瓷。其胎色有黑、深灰、浅灰及土黄多种，其釉均为失透的乳浊釉，釉色以灰青为主。常见器物有炉、瓶、碗、盘、洗等，均质地优良，做工精细，全为宫廷用瓷的式样，与民窑瓷器大相径庭。 传世哥窑瓷器不见于宋墓出土，其窑址也未发现，故研究者普遍认为传世哥窑属于宋代官办瓷窑。长期以来，人们主要是根据文献记载和传世实物对其进行研究。南宋人叶寘的《坦斋笔衡》明确指出南宋官办瓷窑有两个：一是郊坛下官窑，其窑址已在杭州乌龟山被发现；另一个是修内司官窑，其窑址至今未发现。有学者根据刊于明洪武二十年的曹昭的《格古要论》中对修内司官窑特征的记载，认为传世哥窑即宋代修内司官窑。 宋代是中国的瓷器艺术臻于成熟的时代。宋瓷在中国陶瓷工艺史上，以单色釉的高度发展著称，其色调之优雅，无与伦比。当时出现了许多举世闻名的名窑和名瓷，被西方学者誉为“中国绘画和陶瓷的伟大时期”。在灿若繁星的宋代各大名窑中，景德镇青白瓷以其“光致茂美”、“如冰似玉”的釉色名满天下，而其中以湖田窑烧造的青白瓷最为精美，冠绝群窑。它的胎土采用当地高岭土，素白细密，洁净紧实，经过一道道繁复的工序，成就了冰肌玉骨，秀色夺人的艺术效果。烧造出的青白釉瓷器色泽莹润，清素淡雅，纯净细腻。 宋代是中国陶瓷发展的辉煌时期，不管是在种类、样式还是烧造工艺等方面，均位于巅峰地位。难怪当代陶瓷收藏高手对手中的每一款宋代瓷器都会爱不释手：钧瓷的海棠红、玫瑰紫、好似晚霞般光辉灿烂，其“窑变色釉”釉色变化如行云流水。汝窑造型最丰富，来源于生活，如宫中陈设瓷，瓷釉显得晶莹柔润，犹如一盅凝脂。翠绿晶润的“梅子青”是宋代龙泉窑中上好的青瓷。被美术家誉为“缺陷美”和“瑕疵美”的宋代辞瓷（又名冰裂、断纹）令人玩味无穷，其“油滴”、“兔毫”“玳瑁”等结晶釉正是宋人的创举。宋代定窑的印花、耀窑的刻花是瓷器装饰手法的新贡献。唐、五代时期窑工们创造的越窑如冰似玉的“千峰翠色”、“秋色”和邢窑白瓷，已不能同宋瓷争高低了 清代思想学术 明末清初,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们相互间多有联系和交往,互赠著作,互有评论。如顾炎武在给黄宗羲的信中说:“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弊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又说,他自己有《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顾炎武:《与黄太冲书》,《顾亭林诗文集·佚文辑补》。）这封信,不仅对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做了高度评价,同时也表明了他与黄宗羲思想的异同。这显然是对黄宗羲的著作进行了一番研究之后而得出的结论。再如黄宗羲为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所作的《序》中说:“淮海阎百诗寄《尚书古文疏证》方成四卷,属余序之。余读之终卷。见其取材富,折衷当”,“中间辨析三代以上之时日、礼仪、地理、刑法、官制、名讳、句读、字义、因《尚书》以证他经史者,皆足以祛后儒之蔽,如此方可谓之穷经”。（黄宗羲:《古文尚书疏证序》,《南雷文定》三集卷一。）黄宗羲对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的评价,几乎成为日后评论阎若璩此书的定论,也奠定了阎若璩在清初经学史及考据学中的地位。类似顾炎武、黄宗羲这些论学的“书信”和“序”、“跋”还大量散见于当时学者的著述之中,都应看做是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第一手宝贵的历史资料。 及至清中叶,随着清朝统治地位的巩固,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及统治者大力提倡发展学术,颁布了一系列奖掖学术发展的政策,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也更加蔚然成风。当时的学者全祖望长于明末清初史事,重视对文人、学者轶闻掌故的搜集整理,在其文集《鲒亭集》中,撰写了不少学者的墓志碑铭,诸如《黎洲先生神道碑文》、《亭林先生神道表》、《二曲先生石文》、《桐城方公(苞)神道碑铭》,以及为清初大批学者诸如傅山、何焯、姜宸英、沈彤、厉鹗、刘献廷、毛奇龄等人撰写的《墓志》、《事略》、《传记》等等。其中不仅记述了这些学者的生平经历,而且评述了他们的治学方法、学术著述和成就及师友交往。继全祖望之后,杭世骏、钱大昕、彭绍升、阮元等,也都分别在他们的文集《道古堂文集》、《潜研堂文集》、《二林居集》、《研经室集》中,都或多或少、或详或略地为明末清初及中期大批学者,如阎若璩、胡渭、王锡阐、梅文鼎等撰写了学术传记。由于这些人本身都是著名学者,他们为前辈及同时代学者撰写的学术传记,不仅史实较为可信,评论也较为公允得当。当然应视为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也是尔后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宝贵资料。 乾隆中期,清朝的统治已达鼎盛阶段,学术文化也呈现出繁荣兴盛景象,学派林立,学者辈出,考据学盛行一时,清政府又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继康熙、乾隆朝之后,又编纂了各种大规模的书籍,其中以《四库全书》为最。当时一大批学者如纪昀、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都参与纂修全书。与之同时,还编写了《四库全书总目》,该书不仅按经、史、子、集分类收录了历史上留存的包括清代在内的大量文献典籍、学术著述,而且还对收录图书按类撰写了小序及每本书的提要,《序》和《提要》既阐述了学术流变,又介绍了各书作者的生平、著述内容、版本流传及其在学术上的得失。这些文字既反映了编撰者的学术观点,也为后人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留下有价值的思想资料。 至嘉庆、道光之际,清朝的统治逐渐由盛转衰,风靡一时的乾嘉考据学逐步走向衰落,今文经学再度兴起,汉学与宋学的门户之争再起。这时出现了对考据学或进行总结、或进行抨击的著作。较为有代表性的有江藩站在汉学家立场撰写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其中《汉学师承记》,对清代的汉学家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胡渭、惠栋、戴震、钱大昕、王鸣盛……等一一为之立传,分别厘清了汉学的师承源流和各自的学术成就。与之同时,方东树则站在宋学立场上撰写了《汉学商兑》,对汉学大张挞伐,甚至将其比喻为“鸩酒毒哺”,“洪水猛兽”,不过,确也道出了汉学“支离烦琐”的弊端。稍后,唐鉴也站在宋学立场编撰了《清学案小识》。这些著述虽有很深的门户之见,但毕竟是清代当时人关于清代学术思想较为系统的学术研究之作。除上述著述外,阮元编纂有《皇清经解》、王先谦又编纂了《续皇清经解》,汇集了清代的注经成果,为研究清代经学史、学术史提供了资料上的方便。 此外,进入中华民国之后,赵尔巽主持编纂了《清史稿》,其中的《艺文志》与《儒林传》、《文苑传》,还有徐世昌主持的《清儒学案》,其内容都集中论述了清代的学术文化。由于编撰者都以清朝遗老自居,并坚持清朝立场评论有关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上述著作虽有一定的学术资料价值,但观点甚为守旧,从其内容与实质看,更反映了清代当时人对清代学术思想研究的特点。 清代当时人关于清代学术思想的研究和整理,有重要的历史学术价值,反映了对清代学术思想研究的一个历史阶段,提供和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和观点。但总起来看,这些著述大都是封建时代站在封建主义立场上的学者的著述,在政治立场与学术观点上,不可避免的具有时代的烙印与局限。间或观点守旧,或者有很深的门户之见,尚不能对清代的学术思潮、学术流派及一些重要的学者、思想家,做出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更谈不到阐述总结清代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规律。总之,它们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严格地说还谈不上是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科学研究。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社会。辛亥革命前后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对封建主义的政治、思想和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扫荡,进行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和宣传。特别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尊孔读经”,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更尖锐、更深刻的批判。这些思想在清代学术思想研究领域也有所反映。一些学者开始运用自晚清以来传入中国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来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如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钱穆等。他们都先后发表了一些专门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论著。胡适曾发表了《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戴东原的哲学》以及有关颜李学派的论文,用实用主义哲学分析研究清代学术思想,比之于封建时代学者对清代学术思想的研究,大大前进了一步,甚至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章太炎、梁启超、钱穆等对清代学术思想的研究更有划时代的贡献。 章太炎在青少年时代,就师从国学大师俞樾,在其“诂经精舍”中受过严格的汉学训练,对中国的传统学术思想有着深厚功底和精深造诣。而后投入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并留学日本,大量学习阅读西方的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方面的著述,深受西方进化论和资产阶级社会学影响,且成为自身思想观点的理论基础,他以这些思想理论来分析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大大超越了清代当时的学者。他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1900年出版并于1904年修订再版的《书》中。特别是修订后的《书》曾在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引起极大震动。该书的《订孔》一文,在近代中国首次从正面批评和斥责了孔子与孔学,对孔子与孔学的独尊地位发动了凌厉的攻势,另外书中的《学变》、《学蛊》、《王学》、《清儒》诸篇,也对汉、晋以来的中国思想学说变迁做了综合的考察。其中《清儒》则对清代200多年的学术发展做了系统的清理和总结。文中对乾嘉汉学的派别划分和吴、皖两派的治学特点都做了精辟分析,尤其是对戴震的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也指出了清朝统治者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文字狱,对清代学术发展的消极影响,即所谓:“多忌,故诗歌文史梏;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 （章太炎:《清儒》,见《章太炎全集》《检论》卷四。）文字言简意赅,其基本思想观点几乎成为此后研治清代学术思想史的圭臬,对20世纪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有重大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章氏此后正式出版于辛亥革命前夕,反对封建专制与反满革命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的锋芒所向,出于资产阶级革命宣传的需要,文中的某些观点,如关于文字狱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发展的消极影响,未免估计过于严重,有些偏颇。 此一时期研治清代学术思想史的学者中成就更为突出、影响更大的当推梁启超。他几乎与章太炎撰写《书》的同时,也于1904年发表了自己研治清代学术思想的处女作——《近世之学术》。他在该文中概述了其对清代学术思想的一些基本观点,诸如清代学术的基本特征、清代学术史的基本分歧、清初的经世思潮、乾嘉学派及今文经学的评价、清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等。当然,梁氏对清代学术思想史最主要的代表作,还是1920年发表的《清代学术概论》及于1929年正式结集出版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氏发展了其在《近世之学术》中提出的一些基本观点,进一步对清代学术史的分期、清代学术的基本特征、清代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清代各时期的主要学者、学术流派的学术思想与成就,均进行了阐述、归纳与概括。这本关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纲领性的著作,奠定了至今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框架和基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是梁启超晚年研治清代学术史的重要论著,比之《清代学术概论》更为缜密、成熟和丰富。全书既保持了作者对清代学术思想进行宏观研究的特色,同时又对专人、专题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和论述,将宏观研究同局部的、微观的分析考察相结合,把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引向深入。全书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部分:一是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深入分析了清代政治对清代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关系;二是论述清初经世思潮及主要学者的成就;三是综述清代学者整理旧学的成绩,就清代学者在经学、小学及音韵、校勘、辨伪、辑佚、史学、方志学、地理学及谱牒学、历算学、科学、乐曲学等方面做出的成绩,一一排比、归纳和概括,反映了作者搜讨之勤与功力之厚。 梁启超是清代学术思想的直接参与者,他既有中国传统学术的深厚造诣,又大量吸收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学说;既有博览群书的渊博学识与高屋建瓴的广阔视野,又有汇通中西文化的观点和方法。以这样的学术造诣、思想见识、观点方法来研治清代学术思想,自然会使其著作有独到的特点和贡献,能取得远超前人的卓越成就。他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无论是在开创性的宏观研究,及对重要学者、学术流派的个案分析与评价,以及其对清代学术思想发展规律的探索,与对东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尝试,乃至于在学术史编纂体例的创新等方面,都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在整个20世纪都有重要影响。 但也必须指出,梁启超关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两部代表性著作,毕竟写于70年之前,以今天的视角衡量,自然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如作者对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入侵中国这一促使清代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重要的社会政治因素,几乎没有涉及;对于孙中山、章太炎的思想学说,因带有成见和偏见,也只是一笔带过;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中国思想学术界发生的变化也避而不谈,对于晚清人民群众的反抗运动仍诬称为“乱”和“匪”。这些都反映了作者的阶级偏见与学术成见。此外,由于作者聪慧异常、读书极多、记忆惊人,撰写论著,引用资料常不查原著,仅凭记忆写出,导致书中人名、字号、书名及引语常有错乱,使其著作不够严谨和准确。 继梁启超之后,20世纪前半叶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另一有重大成就的学者则是钱穆先生。其代表性著作是与梁启超所著同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此书是钱先生于1931年秋季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的讲义,在此基础上修改整理成书,于1937年出版。作者在该书《自序》中说“斯编初讲,正值„9·18‟事变骤起,五载以来,身处故都,不啻边塞,大难目击,别有会心”,还表明自己写作的目的是“将以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求以合之当世,备一家之言”。（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版,第4页。）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书中表彰民族气节,提倡经世致用,主张继承两宋“经世明道”的学术传统,反对“全盘西化”,鲜明地反映了作者维护民族传统、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进步士大夫的爱国经世传统。该书在内容安排上,分章论述,以人为题,从明清之际的黄繁洲、王船山、顾亭林、颜习斋、李恕谷、阎潜邱、毛西河起;中经戴东原、章实斋、焦理堂、阮芸台、凌次仲、龚定庵;直到晚清的曾涤生、陈兰甫、康长素。较之梁氏的同名著作,更为首尾一贯,详细完备,剪裁得当。书中引用的资料也更为丰富和翔实,常于叙述中发表议论,夹叙夹议,有些分析和见解也相当精辟、独到和严谨。但总起来看全书对于清代学术思想的总体评价与宏观论述,都不及梁著;在文字表达方面,由于引用材料较多,也不及梁著的文字流畅可读。因而,此书虽然晚出,但却不及梁著在读者中的影响广泛。不过,由于钱氏于20世纪后半叶,仍以讲学与著述活跃在海内外学术舞台,其治学范围也更为广泛,对整个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研究,发生的作用和影响,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并不亚于梁氏。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钱穆先生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学术观点上竭力维护儒家道统,在政治立场上主要是维护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反映到该书的具体内容方面,则是竭力维护宋学,表彰儒家道统,如说曾国藩为“晚清中兴元勋,然其为人推敬,则不尽于勋绩,而尤其在学业与文章”。同时,对于曾国藩围剿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行动也不加掩饰地赞扬说:“咸丰二年丁母忧归,遂起乡兵讨太平军,先后在军中十三年,卒平大难,称清代中兴首功焉。”这显然反映了作者的政治立场。 总起来看,章太炎、胡适、梁启超、钱穆等。他们在20世纪前半叶对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无论是成就与局限,虽带有时代和阶级的特征与烙印,但都是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阶段。他们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推进了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我们应该将他们的研究和著述,置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予以批判继承,有分析地加以吸收和借鉴。 清代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最后一个历史阶段，鸦片战争以后即进入近代文学时期。清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清初作家大多不满统治者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有些人还具有进步的民主思想。他们的作品民族意识强烈，不同程序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 明遗民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诗文敢于正视现实，反映人民的苦难，表现爱国思想，为后人称颂。另有杜浚、钱澄之、归庄、申涵光、吴嘉纪、屈大均的诗，感慨激昂，苍凉悲壮。清初散文家如王猷定、魏禧、侯方域等，也各有成就。以明臣而仕清的钱谦益和吴伟业，是清初两个重要作家。钱谦益的一些感叹兴亡之作，格调深沉苍劲，为文纵横曲折，奔放恣肆。吴伟业的反映社会现实的诗，委婉含蓄，感情恻怆。还有宋琬、施闰章、王士祯、朱彝尊、查慎行、赵执信等，皆以诗名，其中尤以王士祯最著名。王士祯标榜神韵，诗风由现实主义向形式主义转变，诗歌内容贫乏，也有一些清秀可诵之作。 文学报刊的发展 晚清文学的出现——特别是小说——是报刊的副产品，它是从一连串逐步深化的政治危机的社会反应中演化出来的。中国在1894—1895年甲午战争中失败的耻辱终于惊醒了知识分子精英们，促使他们投入行动。但是他们对改革的要求到1898年那场没有成功的变法运动才达到顶峰。对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幻想破灭以后，有志改革的文人学士抛开无能的国家，成了中国社会激进的代言人。他们的努力集中于动员“舆论”，以对中央政权施加压力。他们发现条约口岸的报纸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 明末清初，随着社会的大变动，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著名的思想家，他们经历了明末农民起义和清军入关的变乱年代，受到了王国的苦难，认识到了明末的腐败和宋明理学的虚伪，勇敢的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和维护专制政治的儒家学说，提倡唯物主义，宣扬经世务实思想，阐明了新颖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形成了朴素的唯物辩证的进步思潮，给当时新思想文化界以强烈的震荡。 这些新兴的思想家对于清帝国也是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的，他们对之后是百年影响至深。清帝国的统治者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也在力图求助于哲学上的理论依据，作为他们认识的工具，以便为其政治、军事和战争行为，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和知道。他们总结自身知道战争的时间，并大量的汲取中国古代哲学和战争哲学思想中对其有用的东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战争观念，其中不乏许多关于战争的辨证法思想。 不管怎么说，在明末清初的时期，思想界有一次出现了诸子百家齐争鸣的现象，这是真正的推动我国历史车轮的一部分。 明末清初的学术演变，并非个别、孤立、偶然的现象，而是当时整个社会和社会思潮变化在学术领域的反映。既然是一种社会思潮与学术思潮的变化，就必然是一场颇具规模的群体性活动，而不是个别人的兴之所致。但一种新的思潮的涌动，从萌芽兴起到蔚然成风，开始总有少数有识之士，首先发难和推动，再成波澜壮阔之势。而在明末清初的社会思潮与学术思潮的演变过程中，曾“主持坛坫五十年”、有“一代文宗”[1]之称的钱谦益，正是一个首开风气的人物。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edbeaa26497302768e9951e79b89680203d86b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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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