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对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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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偶,古典诗词,中国

要:对偶这种语言形态在汉语中具有悠久的历史与持久的魅力,特别是运用于古典诗歌中经久不衰,的原因是由汉语的三个方面的特点决定的。

关键词:对偶; 汉语的特性; 古典诗歌 对偶,又称“俪辞”意思就是成双成对的语言表现手法,即是把同类的概念或者对立的概念并列起来。就是把字数相等,结构相同或相似,意思密切相关的语句成对地排列的修辞方式。关于对偶,对古诗、近体诗深有研究的语言学家王力先生在《汉语格律学》(上海教育出版社)中解释说:“诗词中的对偶叫做对仗。古代的对仗是两两相对的。律待中的对仗还有它规则,„„这个规则是:⑴出句和对句的平仄是相对立的;⑵出句的字和对句的字不能重复(至少是同一位置上不能重复)。„„对联(对子)是从律诗演化出来的,所以也要适合上述的两个标准。对仗,指的是出句和对句的词义成为对偶,„„拿今天的语法术语来说,就是名词对名词,代词对代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动词对动词(有时候,动词,特别是不及物动词可以对形容词)副词对副词。对仗首先要求句型的一致„„至于对仗工整与否,就要看它们二者是否属于同一最小的范畴”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就上联和下联在意义上的联系,对偶可大致分为正对、反对、串对三种类型。正对就是从两个角度、两个侧面说明同一事理,表示相似、相关的关系,在内容上是互相补充的,以并列关系的复句为表现形式。例如:“穿花峡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还有反对,即上下句在意思上相反或相对的对偶形式。例如:“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志士惜日短,愁人嫌夜长。”比较复杂的就是串对,就是上下句在意思上具有承接、递进、因果、假设、条件等关系的对偶形式,也叫“流水对”例如:“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三杯竹叶穿心过,两朵桃花上脸来。“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鬂已先斑。

所以,从形式上看,对偶句段章节整齐匀称,节奏感强;从内容上看,对偶句段凝练集中,概括力强;总之,对偶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表现力,使人过目不忘。比较对偶与排比,对偶只有一对,排比至少三个;对偶的语句字数要相等,排比字数可以不相等。此外,对偶与对比有区别,对比的基本特点是“对立”,对偶的基本特点是“对称”对偶主要是从结构形式上说的,它要求结构相称、字数相等,对比是从意义上说的,它要求意义相反或相近,而不管结构形式如何,对偶里的“反对”,就意义说是对比,就形式说是对偶,这是修辞手法的兼类现象。

历来对偶是我国诗文喜闻乐见的语言运用方式,它一直占据着中国文学的庄严殿堂,先秦散文,汉代骈赋,魏晋诗文,唐诗宋词,明清八股文及对联,无不如此。根据朱承平先生的考察,元明清时期各种诗话中提到的对偶辞格多达305种。如此繁多的对偶表现形态正是由汉语语言的特性决定的。

首先,汉语是以语素为单位的单音节语言,构成对偶的条件多而充分;西方语言是以词为单位的多章节语言,构成对偶的条件少而不充分。汉语句法弹性大,各种语序只要意思通达都能得到承认,容易调整成对偶;西方语言句法弹性小,语序格式严格,难以调整成对偶;例如在英语诗歌中,类似下面的诗句是相当常见的:some had shoes /but all had rifles(亨利。“一些人有鞋,但所有的人有枪”my boat is on the shore. /and my bark is on the sea(拜伦,“我的小船在岸上,/我的小艇在海上。)显然这些诗歌只能做到意义上的大致对偶,但却很难做到形式上(包括视觉与听觉两方面)的对偶;而中国诗歌不仅能够在意义上,而且也能在视觉与听觉等形式上,做到极为彻底的对偶。比如在拜伦的诗中,shore(岸)与“sea(海)尽管在意义上和音节上都构成对偶,但是由于字母数不同,因而在视


觉上就显得不整齐了。亨利的诗也是如此。

其次,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因而容易在意义、字形、音节上构成彻底的对偶;而日语和西语则大都是表音文字。每一个词的音节数不同,因而在对偶时音节与意义之间很难一致起来;又因为日语混用汉字假名,每个汉字的音节数各各不同,而西语则音节数的一致不等于字母数的一致,因而在对偶时音节与形式也很难取得一致。深受中国文学影响的日本文学有许多的对偶句段结构,例如《万叶集》(第16歌)“春前未鸣鸟,春来亦已鸣,春前未开花,春来开已荣。“春山树木茂,人不闻鸟声,春草深没膝,采花不可行。“秋山树叶稀,红叶能摘赏,青叶仍在枝,令人多向往。(杨烈翻译,湖南人民出版社)在这些东西诗歌中,诗句都两两相对,构成了一种对称的美。但是由于日语是一种汉字假名混用的语言,因而在视觉上就很难做到整齐,如以上所举的原文分别是:

“鸣ガざし鸟も来鸣きぬロ关かぎりし花もロ关けねど” “山茂み入りても取ろず草深み执りても见ず”

“红叶をば取りてぢしのぶ青きをば置きてぞなげく”

即使在原来用“万叶假句”标记的时候,由于有的万叶假句一字一音,有的一字多音,因而形式上也不能完全做到整齐。

作为表意文字的汉语,其语法性和虚词等等因素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甚至完全不用,也绝对不影响其上下文的意义的完整性。因而就不存在因为语法性而导致虚词的重复(这在骈文中倒是常见而且不避的);而日语和西语则不行,日语的助词、英语的冠词、连词、介词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容易造成中国骈文中的那种叠用虚词的重复感觉,从而毁灭了汉语言中完全彻底对偶的要求。

所以,吉川幸次郎从中日语言的不同的角度作了比较,认为“在中国对仗之所以发达,是因为汉语是孤立语,一个字为一个相应的音节之故;而在日语中,即使将(梅)二个音与(若,即杜若)五个音并列,也仍然不会形成有韵律的偶句”这是因为“梅”“若”(杜若)在意义上成对,但在音节上却不成对之故。但在汉语中,它们却是从音节到意义到字形都可以成对的。余光中则从中英语言的不同的角度作了比较:单音的方块字天造地设地宜于对仗。虽然英文也有讲究对称的所谓euphuism天衣无缝的对仗仍是西洋文学所无能为力的。 a. b.格雷厄姆也从类似的角度作了比较:“无需词的重复而要达到严格的对仗,英语中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有词汇重复的对仗,又会很快使人感到呆板单调。而这些不需词的重复而达到严格的对仗,只有在汉语中是完全可能做到的。松浦友久则从中外语言的“词与词”“句与句”“文与文”的比较中发现,根据汉语的一词一音一字性这一特质,无论在意义(概念)上,在听觉上,还是在视觉上,都易于完全作为同量同位的东西排列在一起。用欧美各国语言或日本语表现的对句,很多情况下,视觉上自不待言,即使在听觉上也是以缺乏同量同位性的形式表现的。唯有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对偶,正如《史通·叙事篇》指出的那样:“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

总而言之,运用对偶,中国诗人因为汉语而享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国诗歌因为对偶而锦上添花,流芳百世。 参考文献:

[1]朱承平《诗词格律教程》暨南大学出版社.

[2]吉川幸次郎《中国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陈顺智、徐少舟译. [3]余光中《比较文学的星拓在台湾》东大图书公司.

[4]a.c.格雷厄姆《中国诗的翻译》张隆溪译《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5]松浦友久《中国诗歌原理》孙昌武、郑天刚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作者简介: 李浙红1963-女,现供职于苏州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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