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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族主要居住在中国台湾省，也有少数散居在大陆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高山族有自己的语言，属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大体可分为秦淮、曹、排湾三种语群。没有本民族文字。散居于大陆的高山族通用汉语文。居住在台湾的高山族同胞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艺术，他们口头文学很丰富，有神话、传说和民歌等。高山族以稻作农耕经济为主，以渔猎生产为辅。高山族的手工工艺主要有纺织、竹编、藤编、刳木、雕刻、削竹和制陶等。民族简介高山族（宝岛原住民），居住在台湾的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台湾台湾本岛的山地和东部沿海纵谷平原以及兰屿上。台湾当局称之“山地同胞”，简称“山胞”；又称“原住民”、“山地人”。因地区、语言的差异，内部有阿美人、泰雅人、排湾人、布农人、鲁凯人、卑南人、曹人（1998年11月更名为邹人，下同）、赛夏人和达悟人（旧称雅美，1998年更名达悟，下同）等之别，现已确认的共有13个族群，此外尚有10多万已被汉化的平埔人。平埔人历史上包括10个族群，他们散居在台湾西部、北部、西南部平原与沿海，长期与汉族杂处、通婚，较早接受汉族文化，至19世纪以后已基本与汉族融为一体。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还有4462人散居祖国大陆东南沿海。高山族有自己的语言，属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族，无文字。不同地域的高山族使用不同的语言。 主要从事农业和渔猎业。 “高山族”这个名称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大陆对台湾省民族的总称。目前该词主要是由大陆所使用，而台湾当局已经停用此名词，在1954年3月14日，台湾当局规定：高山族包括泰雅、赛夏、布农、邹族、鲁凯、排湾、卑南、阿美、达悟-邵族10个族群。至2001年7月17日，台湾已确认的高山族族群为13个，新确认的有邵族、噶玛兰族、太鲁阁族、撒奇莱雅族和赛德克族。另有未被确认的族群，包括：巴布萨族、巴赛族、洪雅族、凯达格兰族、雷朗族、马卡道族、巴布拉族、巴宰族、猴猴族、西拉雅族和道卡斯族。 历史上，特别是明代以前，并没有高山族这个名称。高山族民族来源是多源性的，但主要来自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古越人的一支。自汉族居民移居台湾后，原住民族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定居平原，与汉族融合，称为平埔人，包括西拉雅族21社，洪安雅族13社，巴布萨族9社，巴则海族4社，拔埔拉族4社，道卡斯族6社，凯达格兰族28社，噶玛兰族34社。另一部分仍定居于山区，受汉族影响较少，至今保留着原住民族语言、风俗、习惯等特点，现在所说的高山族，一般指这一部分少数民族。 这一部分民族，大多分布在中央山脉和东南部的岛屿上，少数散居在福建、上海、北京、武汉等地。总人口约40万人，大陆散居有2909人（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 高山族泛指早期即已居住在台湾的原住民族。就惯例讲，原住民族系针对迁徙而来的民族而言。属于南岛语系或者马来-玻里尼西亚语系。该民族确实早于汉人、荷兰人、西班牙人在17世纪以前就已居住于台湾，他们的确有资格被称为台湾的原住民族。 虽然历史语言学者不认为台湾是南岛语言的发祥地。而就台湾的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也还无法将这两者关联在一起，但在大部分原住民族的神话中，可发现他们已把台湾视为其民族的发祥地。 在与外人发生接触以前，他们以刀耕火种的技术种植粟(小米)、芋头、甘藷等农作物，或饲养猪、鸡、犬等家畜家禽，兼营打猎和捕鱼。他们没有文字、货币，亦未建立城市，更无类似国家的组织。但有自己的政治制度、土地制度、经济与宗教体系等。 根据学者的研究，台湾的原住民族可分为两大类∶1.住在西部平原与外界接触较早的平埔诸族，多已融合于台湾汉社会中；2.住在山区或东部平原的诸族，尚能保持其固有风俗与语言。后者目前共有泰雅、赛夏、布农、邹、邵、鲁凯、排湾、卑南、阿美、达悟、噶玛兰等11族，总人口约436,131(2003年)。 高山族地区处于台湾中部山区、东部纵谷平原和兰屿岛上， 海拔5 0 0 至2 0 0 0 米，属热带和亚热带气候，森林覆盖面积大，素有"森林宝库" 的美誉。民族历史在台湾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文物，与中国福建的新石器文物关系密切，台湾人主要的应是从中国大陆迁移过去的。 高山族世代相承的传统习俗中，有许多华南古文化的特质，诸如巢居、公廨、舟楫、杵臼、木鼓、生食海产、嗜槟榔、嚼米酿酒、竹筒饮酒、跣足、蹲踞、羽冠、卉服、珠贝、贯头衣、筒裙、断发文身、凿齿、涅齿、穿耳、琴箫挑逗、构屋笄居、崖葬、洗骨葬、歌舞、秋千、木雕、猎头、祭祀、巫术、太阳与蛇和鸟崇拜、祖先崇拜、洪水神话、射日神话、连名制度，等等。其中巢居、舟楫、断发文身、凿齿、穿耳、生食海产、崖葬、蛇崇拜等都是古越人典型的文化特质，印证了高山族与古越人；习气共俗，源出一脉。 高山族过去长期处于原始社会发展阶段。据史载，三国时期，高山族的先民分成若干部落，部落成员称为“弥麟”，公共事务由部落成员共同管理。他们使用石斧、石锛、石环、用鹿角为矛，用青石为镞，以采集、狩猎为主，畜牧业尚不发达。盛行男嫁女家的婚姻制度，大约尚处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至7世纪，已有了农耕、畜牧，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有少量铁器。部落有酋长，无赋税，公共事务仍由部落成员管理，有人犯罪，由部落成员根据习惯法共同议决制裁办法，轻者杖责，重则处死。无文字，不知历法，崇拜山神、海神。集会时多举行歌舞。已有雕刻与绘画。历北宋、南宋、元朝、明、清代各代，台湾与内地的联系日益增多。据陈第《东番志》等书记载，当时高山族的农业、畜牧业和狩猎，虽较以前有了进一步发展，且已有部分特产与大陆沿海居民进行贸易，大陆人以玛瑙、瓷器、布、盐、铜、簪环之类易高山族的鹿脯、鹿皮、鹿角等，但各部落之间依然“老死不与他夷相往来”，仍过着朴素的生活。 17世纪以后，由于大量汉族迁居台湾，以及郑成功政权采取有利于发展高山族经济文化的一系列措施，加速了高山族社会经济发展。居住在西南部平原的高山族，有一部分发展进入封建社会。从16世纪开始，台湾高山族多次遭受外国侵略。1563年，倭寇侵入北部鸡笼(基隆)一带烧杀抢掠，当地高山族被迫迁居山区。以后又有荷兰殖民者、西班牙殖民者、美日侵略者侵略台湾，高山族人民给予了坚决抵抗，开展了英勇顽强，不屈不挠的斗争，表现出了誓死保卫家园的爱国主义情操。 长期以来高山族和汉族人民共同抵御外国侵略者的侵略，共同开发了台湾。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50年间，反抗斗争尤为激烈，以1930年的雾社起义规模最大。1947年又参加了以汉族为主的“二二八”起义。社会经济高山族人大多数从事农业，少数捕鱼、狩猎。有雕刻和编织等手工艺。 17世纪汉族大批移民以前，台湾高山族处在原始社会阶段。居住在山地的族群以狩猎为生。居住在平原的族群，从事烧垦农耕兼渔猎、采集，主要种植芋、薯、旱稻、谷子等。他们不知道犁耙锄斧之工具，生产工具和农耕技术极为原始。 清代，随着大规模的移民开拓，台湾的高山族普遍引进汉族先进生产技术。居于平原和沿海的高山族生产和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始种植稻、麦、黍、稷、芝麻、豆类等，而巢居穴处和深山老林之中的高山族仍以狩猎为主，兼事采集、种植。狩猎称为“出草”，以捕鹿为主，兼猎野猪、野牛、熊、豹、兔、雉等。狩猎工具主要有弓、箭、矛、刀、火铳等，狩猎方法一般是焚猎、陷猎、射猎等，围猎的场面十分壮观。到了近代，狩猎已变为高山族的副业。在阿美人、卑南人习俗中，团体出猎是重大祭祀的宗教仪式前后必须进行的活动。兰屿的雅美人和海岸阿美人（1998年更名达悟）及日月潭还从事渔业。通常用鱼刺、鱼叉、弓矢、渔网、鱼筌、鱼笼、竹罩、竹筏、渔船等工具捕鱼。采用射鱼、网捞、垂钓、筑堰、毒鱼、涸鱼、帘鱼、诱鱼等方法。雅美人在每年3至6月是猎捕飞鱼的旺季。他们以父系世系群为单位组建船队，夜间网捞。卑南人、排湾人、鲁凯人等虽近海而居，却不务渔业，仍以农业兼狩猎为基本生产形态。至1949年以前，高山族布农人和泰雅人的一部分仍保留着浓厚的原始公社残余，平埔人、排湾入、泰雅人、鲁凯人、达悟人等已超越奴隶制社会进入到封建社会阶段。平埔人、排湾人还出现租佃关系和贫富分化。 1949年以来，台湾省在国民党的控制下，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达到了比较发达的阶段，台湾经济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影响和推动下，高山族的农耕兼渔猎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高山族居住的地区，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生长起来，高山族人民，特别是居于沿海和平原的高山族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是各地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差距很大。居住在山区的高山族经济发展依然缓慢，生活水平相对较低。文化艺术 高山族的民间文学包括歌谣、神话、传说以及故事等，丰富多彩，古拙质朴。歌谣既有反映农耕、渔猎、采集等各种生产活动，又有记载部落征战、抗击外侮、捍卫疆土的打仗歌。还有习俗歌，累如贯珠；时政歌，抨击时弊、铿锵有力。歌谣格调清新，音乐优美。高山族的神话内涵丰富，在传承过程中形成了以人祖溯源、洪水与同胞婚配、征服太阳等为核心的神话体系。反映了高山族同胞的信仰、愿望、价值观念和艺术修养。此外，还有许多以习俗、杰出人物、“小黑人”、动植物等为题材的传说、故事。 高山族是富有艺术天才的民族。歌舞、音乐、雕刻等民族艺术驰名于世。史载高山族无论是劳动、恋爱、婚宴、祭祀等，均有歌舞表演，挽手合围，顿足踏歌，摇头闭目，极备媚态。雅美人的甩发舞、赛夏人的矮灵祭舞、阿美人的丰收舞等，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高山族历史上有构屋笄居、琴箫挑逗的婚俗，因而常用口琴、鼻箫等吹奏悦耳的旋律。此外还有鼻笛、鼻哨等管乐器；木鼓、木琴、杵臼等打击乐器和弓琴等弦乐器，演奏出来的音乐悦耳动听。节日活动高山族的重要节日有：播种祭(泰雅人，三月下旬春播结束之日)、平安祭(布农人，四月初四)、“阿立”祖祭(平埔人，九月十六日)、丰年祭(邹人、鲁凯人、达悟人等，八月十五日)、竹竿祭(排湾人，十月二十五日、)、猴祭与大猎祭(卑南人，十一月)、矮灵祭(赛夏人，十月十一日至十八日)以及达悟人的飞鱼祭，等等。高山族的传统节庆通常与祭祀合一。纷繁复杂，台湾当局倡导因繁就简，调整合并，以上列举的是现在流行的主要节庆。在节庆期间，除歌舞聚宴外，还增添了体育比赛、文化展览、游艺活动等。 宗教信仰高山族还保留有原始宗教的信仰和仪式。他们崇拜精灵，各地信仰的神不一，有天神、创造宇宙之神、自然神、司理神和其他精灵妖怪。祭仪有农事祭(包括开垦祭、播种祭、除草祭、收刈祭、新谷入仓祭等，主要的是粟祭)、狩猎祭、渔祭、祖灵祭等。盛行巫术，其中卜占方法有鸟卜、梦卜、水占、竹占、瓢占、饭占等，并有多种形式的巫书。由于汉族移民和荷兰、西班牙殖民者的影响，高山族宗教信仰复杂。汉族带去了佛教、西方侵略者带去了基督教、天主教等。这几种宗教都在高山族群众中生根，现在，高山族宗教生活中形成原始宗教信仰、佛教和西方宗教等《汉书》，又称《前汉书》，由我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交错并立的局面。基本信息 《汉书》的语言庄严工整，多用排偶、古字古词，遣辞造句典雅远奥，与《史记》平畅的口语化文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纪史的方式自《汉书》以后，历代都仿照它的体例，纂修了纪传体的断代史。 《汉书》成书于汉和帝时期，前后历时近四十年。班固世代为望族，家多藏书，父班彪为当世儒学大家，“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采集前史遗事，旁观异闻，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班固承继父志，“亨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撰成《汉书》。其书的八表和《天文志》，则由其妹班昭及马续共同续成，故《汉书》前后历经四人之手完成。注疏《汉书》者主要有唐朝的颜师古（注）、清朝的王先谦（补注）。 《汉书》开创了我国断代纪传表志体史书，奠定了修正史的编例。史学家章学诚曾在《文史通义》中说过：“迁史不可为定法，固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桃之宗焉。”历来，“史之良，首推迁、固”，“史风汉”、史班或班马并称，两书各有所长，同为中华史学名著，为治文史者必读之史籍。 《汉书》尤以史料丰富、闻见博洽著称，“整齐一代之书，文赡事详，要非后世史官所能及”。可见，《汉书》在史学史上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 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 作者简介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东汉历史学家班彪之子，班超之兄，字孟坚，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卒于东汉和帝永元四年，年六十一岁。班固自幼聪敏，“九岁能属文，诵诗赋”，成年后博览群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著有《白虎通德论》六卷，《汉书》一百二十卷，《集》十七卷 由于《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为其编写续篇。据《史通·正义》记载，写过《史记》续篇的人就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书名仍称《史记》。班固的父亲班彪（公元3年～公元54年）对这些续篇感到很不满意，遂“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为《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仅22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巨作。 不料，工作开始几年，有人上书汉明帝，告发班固“私作国史”。班固被捕入狱，书稿也被全部查抄。他的弟弟班超上书汉明帝说明班固修《汉书》的目的是颂扬汉德，让后人了解历史，从中获取教训，并无毁谤朝廷之意。后来无罪开释，汉明帝更给了班家一些钱财，帮助他们写下去。 汉明帝颇赏识班固的才能，召为兰台令史，秩俸为二千石，后转迁为郎。当时兰台令史傅毅是他的同事，二人皆以文闻名，班固与弟班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此即“文人相轻”的典故。班固又奉诏完成其父所著书。 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率兵伐匈奴，班固随其出征，任中护军，行中郎将事，大破匈奴后，勒石燕然山的铭文，即出自班固手笔。 班固“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洛阳令种竞被班固的家奴醉骂，怀恨未忘。汉和帝永元四年窦宪失势自杀，班固受牵连而被免官职，种竞利用窦宪事败之机，逮捕班固，日加笞辱。班固死在狱中，年六十一岁。此时所著《汉书》，八“表”及“天文志”均未完成。 班固著《汉书》未完成而卒，汉和帝命其妹班昭就东观藏书阁所存资料，续写班固遗作，然尚未完毕，班昭便卒。同郡的马续是班昭的门生，博览古今，汉和帝召其补成七“表”及“天文志”。 此外，班固也是东汉时期最著名的辞赋家之一，著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 内容体例《汉书》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的记载，以西汉一朝为主，上起汉高祖元年，下终王莽地皇四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体例上全承袭《史记》，只是改“书”为“志”，把“世家”并入“列传”，全书有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凡一百篇，共八十余万言。 到了唐代，颜师古认为《汉书》卷帙繁重，便将篇幅较长者分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成为现行本《汉书》一百二十卷。 《汉书》的史料十分丰富翔实，书中所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汉书》的这一部分，多用《史记》旧文，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 汉武帝以后的史事，除吸收了班彪遗书和当时十几家读《史记》书的资料外，还采用了大量的诏令、奏议、诗赋、类似起居注的《汉著记》、天文历法书，以及班氏父子的“耳闻”。不少原始史料，班固都是全文录入书中，因此比《史记》更显得有史料价值。贡献与影响《汉书》开创了断代史体例《汉书》开创了断代史的叙史方法，体例为后世沿袭。自秦汉以来，均为君主本位政体，本朝人往往不敢直接评论本朝政治，忌讳甚多，而断代史则合乎作者的心理，因为前朝已灭亡，评述前朝政事，危疑较少，较易发挥。故《汉书》一出，此后历朝官修“正史”均以断代为史。 《汉书》继承了纪传体优点，此后正史均沿用纪传体的体例。纪传体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虽然各自独立成篇，但彼此间又互有联系，因此全书可以合成一整体。它既能扼要列举历史发展的大概，又可以详细记述有关的史事。既便于查看个别人物活动的情况，又能顾及典章制度的历史沿革，其优点极多，使纪传体能为后世史家所采用。史学家章学诚曾在《文史通义》中说过：“迁史不可为定法，固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 《汉书》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汉书》十“志”中，《食货志》为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沟洫志》有系统地叙述了秦汉水利建设；《地理志》是中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开创了后代正史地理志及地理学史的研究；《礼乐志》、《郊祀志》、《刑法志》分别记载政治、军事、法律和有关的典章制度；《五行志》、《天文志》和《律历志》，都是研究古代自然科学的宝贵资料。《艺文志》论述古代学术思想的源流派别及是非得失，是一部极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资料。 《汉书》开创了目录学在《艺文志》中采用了刘歆《七略》的分法，将古代的学术著作区分为六大类三十八小类，加以论述，使人们对各学术流派的演变与发展，有更清楚的了解。加上，又保留了《七略》的大概面貌，成为人们研究上古至西汉末年旳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著作，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图书目录及学术文化史。 《汉书》确立了书志体十“志”规模宏大，记事丰富，对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有较详细的记载，特别是有关汉化部分更为详细。书志体始创于《史记》，《汉书》加以发展，后代正史的志，大抵以《汉书》十“志”为依归。书志体也成为后世典章制度史的编著所模仿，如唐朝杜佑所著的《通典》。 《汉书》具有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班固生活的时代，封建神学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这样，作者一面承袭《史记》的内容，一面又指责它的“是非颇谬于圣人”，因而篡改《史记》的观点，使《汉书》更加符合于封建正统思想。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f8f9fb523c1ec5da50e270f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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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