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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者对《史记》的考证性研究 充分运用文字、训诂、音韵等小学知识,并结合天文、历法、舆地、金石、避讳等多方面的知识,全面开展对《史记》文本的考据研究,则是在乾嘉学派考据学风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的。从研究方法看,清代《史记》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治经之法来治《史记》。 标签：清初 乾嘉 考据学风 对《史记》本身的注释与研究,必然带来对《史记》流传中产生的异文的研究。《史记》的传抄、刊刻历经数代,有许多个传本,其中《史记》文本中就难免夹杂很多错误。对这样的错误,历代学者早已有所注意,并不断进行了考订研究。如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司马彪的《续汉书》等书,也对《史记》的异文有不少考证。另外,如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司马贞《史记索隐》等,历代的《史记》注释书也对《史记》的文字和史事作了大量的考释。其中司马贞《史记索隐》,不仅对《史记》的注释进行考订和辨析,而且对《史记》的文字和内容作考证以及注释典章制度,补充历史内容。自从班氏父子提出《史记》有“十篇之缺”的说法以后,后世学者对此进行了很多的考证和评论,提出了不同的说法。宋代的吕祖谦也对《史记》亡篇缺篇的问题作了考证,他在《东莱吕太史别集》卷十四“辨《史记》十篇有录无书”中说:“以张晏所列亡篇之目校之《史记》,或其篇俱在,或草具而未成,惟《武纪》一篇亡耳。”认为《史记》亡佚的只有《武纪》一篇。到了明代,《史记》文本的考证有所发展,出现了柯维骐《史记考要》、郝敬《史记愚按》等考证书,为清代对《史记》考证性的研究起了铺路奠基的作用。 充分运用文字、训诂、音韵等小学知识,并结合天文、历法、舆地、金石、避讳等多方面的知识,全面开展对《史记》文本的考据研究,则是在乾嘉学派考据学风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的。清代著名的考据学者,如王鸣盛、钱大昕、赵翼、何焯、王念孙、梁玉绳等人都曾对《史记》文本的考证下过一番功夫,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这种基于考据之上所取得的清代《史记》考证的丰硕成果,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就连一味潜心文学旨趣的近代学者林纾都指出了这一点,他在《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序》中提到:清代治《史记》者“厥有二派,甲派如钱竹汀之《考异》、梁玉绳之《志疑》、王怀祖之《杂志》,均精核多所发明,而梁氏成书至三十六卷,论黄帝一事凡千年,其下历举异同,良足以刊《史记》之误;乙派则归震川、方望溪及先生之读本,专论文章气脉,无尚考据。二者均有益于学子,然而发神枢鬼藏之秘,治丛冗秃肖之病,导后进以轨辙,则文章家较考据为益滋多。顾不有考据,则瞀于误书:不讲文章,则昧于古法。” 从研究方法看,清代《史记》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治经之法来治《史记》。其一,重钞书,即作札记之工作。乾嘉考据学派的学者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廿二史考异》,卢文弨的《钟山札记》、《龙城札记》,赵翼的《陔馀丛考》、《廿二史剳记》等皆为此类札记的代表作品。其二,重校勘,由校勘以发现问题。乾嘉时期的史家,如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说:“予识暗才懦,一切行能,举无克堪,惟读书校书颇自力,尝谓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 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轻者,恐著且多妄矣。二纪以来,恒独处一室,覃思史事,既校始读,亦随读随校,购借善本,再三雠勘;又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以暨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于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尽取以供佐证,参伍错综,比物连类,以互相检照,所谓考其典制事蹟之实也。”又说:“噫嘻,予岂有意于著书者哉?不过出其读书、校书之所得,标举之以诒后人,初未尝别出新意,卓然自著为一书也。”[1]由此可知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的成就,主要在校勘之成绩。其它如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洪颐煊的《诸史考异》,梁玉绳的《史记志疑》,校勘之成绩皆较高。其三,重证据之归纳。乾嘉时代历史考据学派之史家,对此持非常严格之态度,凡立一说,必凭证据,由证据而产生其说,非由其说而找寻证据;孤证不定其说,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隐匿证据或盐解证据,则认为大不德。其四,主张引书必须注明出处。乾嘉时代历史考据学派,如王鸣盛云:“予所著述,不特注所出,并錾指第几卷、某篇某条,且必目睹原书,佚者不列,惜不得起两先生一质也。”[2]其五,有其取信之标准,即相信较古之记载。如崔述在《考信录提要》中说:“今考信录中,凡其说出于战国以后者,必详为之考其所本,而不敢以见于汉人之书者,遂真以为三代之事。”又说:“余为考信录,于汉晋诸儒之说,必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諅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又说:“今为考信录,不敢以载于战国秦汉之书者悉信以为实事,不敢以东汉魏晋诸儒之所注释者悉信以为实言,务皆究其本末,辨其同异,分别其事之虚实而去取之。”清人在考证《史记》时,最重视事实和证据,力戒空谈,穷年累月搜集资料,进行归纳、排比,追求其异同,核其始末,言必有据,据必可信,孤证不立,必以多项证据定是非。可以说,清代的《史记》研究在乾嘉学派的影响下,运用严谨的考据方法开展该领域的研究,并获得了累累硕果。 从研究领域看,清代的史记研究表现为,从唐宋时期只是对《史记》文本进行注释和考证到从各个侧面、分各个专题对《史记》进行全方位的考证的转变。从研究成果看,本时期涉及《史记》考证研究的研究者及其主要成果,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对包括《史记》在内的正史进行总体性的考证。这种总体性的考证主要包括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剳记》、杭世骏《诸史然疑》、洪亮吉《四史发伏》、洪颐煊《诸史考异》、李贻德《十七史考异》、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杂志》等。 钱大昕专精史学,且长于舆地、训诂、音韵、步算之学,故其校勘,于诠释文义,厘正史实,甚富功力。钱氏的《廿二史考异·史记考异》,依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别为五卷,各卷依百三十篇目次设条辨析,举凡舆地之今昔异名,职官之沿革迭代,年月之不伦失实,记载之传闻异词,均据己意判明是非。如文字的衍、讹、脱、增、误、异、通、改、混、补;地理的分划归属、名称变改,常以《史》、《汉》对勘,检校《索隐》、《正义》及颜师古注释之得失,参以《说文》、《水经注》等书,详加稽考,是正舛误,其心思缜密,用力勤至,立论确然可信。《考异》亦间有评议。如评《封禅书》下半为《孝武本纪》,系“魏晋妄人取此以足数尔”;《六国年表》与《十二诸侯年表》前后相续,“文简而法密”,对《老子韩非列传》“说者讥韩非不当与老子同传,盖未谕史公微旨”等,是属史学编纂及思想方面的评论。又《苏秦传》 中说秦兵不敢窥函谷关15年,“当时果有其事矣……则合纵不为不功”,且说苏秦去赵,即从约皆解,亦未尽然;鲁仲连遗书之燕将,必非与乐毅同时,盖燕王喜世之别有偏将,故“史公所书,较之《战国策》为得其实矣”,这是考中有评,兼及史事,虽为简略,实系一得之见。唯其偏重于考证,论议则不及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之有得。盖依杨树达“治史籍’’者的分类,钱氏是为考证史实者,与赵翼、王鸣盛之为钩稽史实者。然钱氏之学对乾嘉以后考证的盛行颇具影响,其作用反比赵、王为大,自不可等同视之。钱氏是在充分肯定《史记》及前人研究成就的基础上来作学术考查,以期史书之更臻完善,其治学之品格及谨严之作风,亦可启导后人。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f96aa3ff69d97f192279168884868762cbaebb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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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