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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阔凭鱼跃 天高任鸟飞 我的人生与第二课堂相伴随，目前还是许多大学校园第二课堂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并因此而永葆青春的活力、蓬勃的朝气，老有所为，受益匪浅。 早在小学时代，我就是学校童声合唱团的成员，常随团在校外演出。但真正通过第二课堂活动奠定了一生事业发展的基础，还是在大学时代。刚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我就参加了课外文学朗诵小组。新学年开学第一次活动，我们小组要求每个组员朗诵一篇文学作品，我表演了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二六七号牢房》一文，那是长篇报告文学名著《绞刑架下的报告》中的一段。作者伏契克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英雄、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牺牲在德国法西斯的监狱里。当时我还没有掌握多少朗诵技巧，普通话也不太标准，但朗诵颇有感情，同学们就推选我当了组长。第二年秋天，全校文艺汇演，大家鼓励我代表中文系去大礼堂登台表演。我选了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的长篇叙事诗《卓娅》。卓娅是被德国侵略军绞死的苏联女游击队员，牺牲时年仅18岁，是那一代中国青少年的偶像。在准备朗诵的阶段，我阅读了大量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文学作品，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普通一兵》等，还观赏了许多同类题材的电影和油画。这样既积累了感情，又丰富了想象。表演荣获一等奖，在全校成了“名人”。此后常随武大文工团（艺术团）去兄弟院校、党政机关、工矿企业表演，还去过省、市电台录音、演出。我经常朗诵的节目有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鲁迅的散文诗《立论》。但最受各院校同学们欢迎的却是朗诵长篇小说《牛虻》的结尾，那是牛虻临刑前写给他青年时代的女友琼玛的绝笔书。小说以19世纪意大利的统一战争为背景，主人公与作者、英国女作家伏尼契一样，其家世、经历都颇具传奇色彩。那一代青年普遍胸怀浪漫色彩的英雄崇拜心理，于是小说与改编的电影皆风靡一时，所以朗诵也就格外受欢迎。而我从小受西方式教育较多，父母都信仰基督教，所以偏爱朗诵外国文学。 初生牛犊不知天高地厚，我还想试试演讲，但在那个政治运动不断的年代，稍有不慎就祸从口出。我曾作为武汉大学代表团的成员，出席全市大学生代表会议，大会发言时对政治课提了一些意见，尤其对同学们普遍不欢迎的《政治经济学》课程与教材提的意见较尖锐，谁知当场被当成反动言论受到围攻、批判。幸亏作为港澳学生，最后从宽处理，未划右派、反革命，但以后经常心有余悸，不敢再贸然发表演讲了。 大学毕业以后，我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在北方生活了20多年。逢年过节，师生联欢，仍经常登台朗诵。河南是农业大省，郑州是地处中原的内陆城市，而且省会从开封迁来不久，文化氛围不同于武汉。我不再朗诵外国文学，只朗诵中国的革命文学，如《革命烈士诗抄》、长篇小说《红岩》、《青春之歌》、《红旗谱》等的片段。由于语言环境变了，天长日久，我逐渐养成了用普通话思维的定势，口语习惯也北方化了。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1983年，中国第一份《演讲与口才》杂志创刊，李燕杰、曲啸、景克宁等第一代演讲家在80年代中期崛起，带动了全 国的演讲热潮。我从北方调来湖南长沙任教的高校当时以师范专业为主，学生经常开展演讲比赛和辩论赛。我只是课外举办讲座，当教练和评委。1986年春，我专程赴吉林《演讲与口才》杂志社取经，秋天在湖南省高校之中率先正式开设演讲与口才课程。学校教务处很重视，师范专业列入必修课，其他专业作为选修课。同时，我开始参加校外有关的大型社会活动。 1991年8月，《演讲与口才》杂志社举办学术研讨会，同时酝酿筹备创建全国演讲学会，5名与会的湖南省代表也开始酝酿创建省演讲学会。当时5人之中，一人是高校工会干部，一人是青年助教，2人是讲师，只有我具有副高职称，而且又是中共党员，牵头的重任自然落到了我的肩上。真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学生时代有过诗人梦、作家梦、记者梦……谁知却当了省级演讲学会的会长，还经常被亲友戏称为“口水公司”的总经理、大老板。从1992年开始，“口水”会长一干就是两届10年，2002年才退居二线改任名誉会长，至今仍未离开讲坛。我的生活方式与工作方式都逐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半职业化的演讲社会活动，我不得不重新塑造自我。 我走出了高楼深院、象牙之塔，广泛结识各行各业的朋友，视野更开阔，胸怀更宽广。以前教过多年文艺理论，但因为缺乏生活，很少写文学作品，讲课是“纸上谈兵”。近10多年来，很少有时间阅读文学作品，也未参加作协、文联的活动，反而在国内外发表了不少诗歌、散文。创作的冲动与灵感经常突袭，可惜没有时间去写。我才切身体会到：文学创作，生活积累第一，写作技巧第二。 青年时代，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再加上复杂的海外社会关系，我只是文体活动的积极分子，从来不是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改革、开放，从闭关锁国到国门敞开、海外关系不再被怀疑、受歧视。演讲活动不同于文学朗诵。文学朗诵是艺术，实践文艺表演，虽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演讲是社会实践，更贴近现实，而且意识形态性很强。我比以前更关心政治，尤其关心国家统一大业。多年来发表的演讲与诗文，涉外、涉侨、涉港台统战的占有颇高比例。 从1986至1996年，我在校内外的讲座，大部分只讲演讲与口才的知识、技巧，偶尔讲讲国家大事或社会的热点、焦点问题。1997年是一个转折点。少年时代我曾就读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香岛中学，当时还没有政治头脑，根本不懂什么意识形态，只有朴素的爱国情怀。老师在课堂讲的历史，一直铭刻在心：香港本来是中国的领土，英国通过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割让，总有一天将回归祖国怀抱。为了迎接香港回归，我购买了一千多元的书刊资料（包括海外出版物），再加上旧地重游的新感受，半年就发表了50多场涉港演讲，从演讲学的教师、教练与比赛评委开始迈向演讲社会活动家的道路，但始终保持教师的本色。 2009年11月，国防科技大学举办科技文化艺术节，邀请我去给研究生们演讲，主题是爱国主义。地方院校的教师去军事院校讲爱国主义，真有班门弄斧之嫌。军校更重视爱国主义教育，成效也更突出，但军人出国、出境有严格限制，我就以《爱国主义在世界各地》为题，畅谈周游世界与爱国主义教育有关的见闻感受，哪些值得借鉴，哪些要引以为戒。经常与军人、军校学员交往，给我的演讲注入了更多忧国忧民的意识与激情澎湃的阳刚之气。这是在书斋里无法获得的 营养。 大学生时代，我也是学生体协的干部、校游泳队的成员，参加过三届全武汉市横渡长江的盛会。我至今仍坚持游泳健身，春夏秋冬不断，每次千米以上。虽已步入夕阳岁月，但体质、外貌都比大多数同龄人年轻得多。我演讲时底气充足、声音洪亮、滔滔不绝、得心应口。 任何事物都难免有得有失。社会实践型的演讲“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涉及面广，紧随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内容变化、更新快，而且主要是面对现实，展望未来，很少有机会对传统文化的某一领域作长期深入的探讨、钻研。需要的知识结构与智能结构更接近新闻评论员或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作家，与传统的中文系的学者、教授区别很明显。演讲需要广博的知识、深刻的思想、临场敏锐又周密的思维，然后才是口舌之功、表达能力，语言只是一个运载工具而已。演讲的内容，有哲学、经济、政治、历史、法学与社会学、心理学乃至宗教，需要的文学知识与修养所占比例有限。由于工作性质转轨，再加上社会活动频繁，时间与与精力皆有限，社交圈子也起了变化。与党政军界、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企业界等交往渐多，与文人墨客交往渐少，这是我不得不作出的取舍与割爱。 我来自教师世家，而且毕生从事教育工作，至今交往最多、最广的永远是青年学生，而且早已超越了校际、地区的界限。其中又以喜爱参与演讲、辩论、朗诵、播音、主持、游泳等第二课堂活动的学生为最多。现回顾、总结自己与第二课堂的情缘，奉献给大家，更奉献给以80后与90后为主的当代大学生们。 (本栏责任编辑 李彩英)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fd132e1348fe04a1b0717fd5360cba1aa9118c0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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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