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与唐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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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唐生

沈醉与唐生明

唐生明先生是抗日将领唐生智的胞弟,也是家父沈醉的老朋友,老上司,他们的交往和友谊延续了半个多世纪。听家父说,20岁的时候就认识了唐伯伯。当时,家父是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特区法租界的情报组长、行动组长兼上海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少校侦察员;而唐伯伯不到30,是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他跟戴笠关系极佳。唐伯伯每次从南京到上海去玩,戴笠总是让家父好好接待他,因为唐伯伯好玩,常常会玩出格,惹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家父就得出面去帮他处理,,他非常信任家父。抗战初期,家父在湖南特训班任教官时,唐伯伯在湖南常德当警备司令。当时,唐伯伯为了要一个精明能干的稽查处长,硬是把一个警卫连送给戴笠,作为借调家父去当常德稽查处长的条件,直到1940,唐伯伯辞职去渝,家父才重新回到戴笠身边。

1962,家父被人民政府特赦后在全国政协当文史专员,周恩来总理为了让家父他们这些特赦战犯能安度晚年,特许他们把尚留在大陆的家属接到北京。当,我母亲和姐弟均在香港和台湾,只有我留在了湖南长沙的外婆家中,刚刚初中毕业。于是家父便把我接到北京。记得那时候,在家父的老朋友中间,除了常陪我们父女外出游玩的杜聿明伯伯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唐伯伯和唐伯母了。唐伯伯和杜伯伯两家都住在北京东四五条的一个很大的四合院里,家父常常带我去他们那里串门。唐伯伯白白胖胖笑起来像尊弥勒佛,非常和蔼可亲,而且他讲一口地道的湖南话,那浓郁的乡音使我倍感亲切;唐伯母徐来却讲一口吴侬软语,听上去像越剧中的道白,非常好听。她是20世纪30年代被称为“标准美人”的电影明,她那时已年近半百,依然风韵犹存。每次去他们家,我总爱翻看她早年的那些影集。遗憾的是我高中毕业后正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被发配到外地达14年之久,再也未见到过唐伯伯一家人。“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被调回北京,这才知道唐伯伯和唐伯母也跟家父一样,“文革”中被“四人帮”投进了监狱。唐伯母在狱中被折磨而死;唐伯伯关了七八年才被释放平反。三中全会,唐伯伯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和分居多年的第一任妻子住在北京崇文门附近的一幢灰色大楼里,常常往返于港澳和大陆之间,为中外贸易而奔走。 1987年春节,听说唐伯伯已由港回京,家父让我陪着去探望他。20多年不见,唐伯伯老多了,也胖多了,但他那大大咧咧乐乐呵呵的神情却依然如故。他把我们让到客厅,笑着对我说:“时间过得可真快,一转眼20多年没见到你这个湖南妹子喽!有细伢子了吧?”当我一一回答唐伯伯的问话时,就见家父坐在沙发上,着墙壁出神。我这时才发现唐伯伯身后的墙上悬挂着一幅唐伯母年轻时的巨照,照片上的她正带着甜甜的笑靥,目光温柔地注视着我们。

“她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好女人!”唐伯伯突然自言自语般地望着照片说,光中充满了思念和爱意。

“真想不到,嫂夫人会遭到这样的不幸!”家父感叹道。

“嗨!还不是江青那个王八蛋干的好事。”唐伯伯愤愤然地骂了一句。 早在30年代,唐伯母名噪影坛之际,江青只不过是一名三流演员。后来江青当了第一夫人之后,唐伯伯他们表面上称她“江青同志”,内心深处依然瞧不起她。而江青却总想依仗主席的声誉压他们一头。有一次,陈赓大将邀请唐伯伯去中南海怀仁堂看戏,正赶上主席和江青都去了。陈赓大将把唐伯伯带到主席坐的第一排,向主席介绍说:“主席,他就是当年秋收起义时给我们送去100多条枪的唐生明。”


主席笑着紧握唐伯伯的手对陈赓说:“你不用介绍,唐生明,唐老四嘛!他是我的学生,我在湖南师范小学教书的时候,他跟我在一个屋里睡了一年多,晚上我不知给他盖过多少次被子呢!”

一番话说得周围的人都笑了起来。主席自己也哈哈大笑。唐伯伯想不到主席还记得自己上小学时的事,既高兴,又感动,但他不善说客气话,只是一个劲地憨笑。不料江青大声说道:“唐生明,你原来是主席的学生呵,那你应该叫我师母喽!”

唐伯伯的犟脾气上来了,不管不顾地顶了她一句:“师母?狗屁师母!”把江青说了个大红脸。这自然加深了江青对他的怨恨,所以“文革”中江青给他们夫妇扣上了“特务”、“汉奸”的帽子,投进了监狱。

我自回京后,一直在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工作,听到唐伯伯这些叙述之后,不自禁地说:“唐伯伯,没想到你的经历这么奇特。你要是能写一本回忆录,一定很有意思。”

“季公,你是该写本回忆录了。自己写出来,总比百年之后任别人胡乱杜撰要好得多啊!”家父也在一旁劝道。

唐伯伯点点头说:“我也这么想。最近听说湖南有人写了一本小册子叫《花花公子特使》,胡编乱造的。我是该自己写回忆录了。老沈,还是你来帮我写吧。原来,家父在“文革”前曾帮唐伯伯写过一篇有关他奉蒋介石之命参加汪伪政权经过的文史资料,当年家父不到50,而此时,家父已经年过古稀了,但在唐伯伯眼里,家父永远是“小”字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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