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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应当成为一种公众信仰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的英文名为“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译过来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万历十五年——这个“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的寻常年份，被黄仁宇先生以敏锐、独到的视角挖掘出来，抽丝剥茧，因小见大，在细枝末节中为读者勾勒出一个大帝国的缩影。 《万历十五年》采用的是“聚焦”的写法 。万历十五年，这个春寒料峭的公元1587里发生的林林总总，看似平淡无奇，却已为大国的衰颓埋下了伏笔。全书选取了6个人，6个主要故事，犹如历史的长镜头，探讨一个深刻而尖锐的问题：中国是如何从唐、宋强盛后，逐渐地失去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机会。是什么样的体制和力量在从中作祟？又是什么样的传统惯性和现代科学的缺失，让我们的帝国丧失掉革命的机遇。《万历十五年》是六个社会精英人物的命运和缩影：苦闷的万历皇帝、有才的张居正、老成的申时行、古怪的海瑞、孤独的戚继光、矛盾的李贽。他们在理想和现实、道德与法律、自由与体制、公德与私欲的冲突中挣扎、逃逸，饱受煎熬。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中，没有人可以功德圆满。 万历皇帝是一个不愿被文官集团操控的帝王，皇帝象征一种制度，名义上他是国家最高统治者，代表着至高无尚的皇权，实际上处处被文官掣肘，受礼仪规矩束缚，受道德约束，没有自己的私人空间。 张居正是一位企图改革以求国富民强的强权主义者，他代表着新兴的以经济制度为主的技术性改革，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他坚持推行“外示羁縻，内修守备” 的边防新政和“一条鞭法”等赋役改革，试图通过改革来巩固国家的发展。 申时行是一位走中庸之路的和事老，他代表了原有的礼仪与制度的一元道德政治体制，他处处运用阴阳两种人际关系来调和冲突，构建他的“和谐社会”，富有积蓄，却不近悬崖，不树异帜。 海瑞是一个试图以个人领导社会道德重返淳朴的理想主义者，他代表了道德和法治法律的难以调和，海瑞尊重崇敬法律，并且刚正不阿的执行法律，但是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始终又放不下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 戚继光是一位才华横溢用体制实现自己抱负的一位武将，他代表了传统制度外的一种创新，作为一位锐意进取、对军事制度进行改革的创新者，他创立的新兴军事模式在原有制度下终究还只是美丽的昙花一现，最终他也逃脱不了有志难伸的坎坷命运。 李贽是一位自相矛盾的思想家，他代表了多元思想对于传统的无力冲击，花甲之年弃官出家的他试图抛弃传统的约束，追寻思想的自由，但思想的自由终究也难逃政治的束缚。 这六个人物的命运串联起来，共同揭示了《万历十五年》的主旨：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万历年只是明朝建国以来矛盾冲突的爆发点，而王朝的根本矛盾则早已埋定。正如其序中所言“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至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因为这个症结的存在，一切人在其中的角色都是悲剧。 中国两千年社会以道德代替法律，实行德治统治，在这种模式下，道德是剔除理性的刀具，理想则成为一种多余。大多数民众甚至是统治者本身的个人理想、呼声、要求、意愿等主体感受不仅不能得到回应，甚至被有计划的清除。“外儒内法”是中国古代长期实行的治国方略，然而封建社会的法治不是体现为法律条文的完善合理，而是体现为刑法的严苛残酷。儒家思想更适合于统治阶级，“孝亲忠君”的道德规范树立了牢固的等级观念和伦理规范，它更容易使百姓安生乐业，于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就渗透到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这种思想加上礼教构成了封建社会的精神内核，因此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也不得不深受道德的影响。 我觉得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道德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促进人类共同行为准则的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它。但是将一成不变的道德准则作为万能的手段来调控社会的一切问题，则是异想天开的。道德不同法律，法律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而维持道德的则是传统。因而法律的出现，弥补了道德的缺陷，从而“使人类的行为服从于规则之治”。 我们应当明白， 对于一个政治体系而言，政治制度化是至关重要的，是政治发展、政治稳定的必要。理性操作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1f0bc8874693daef5ff73d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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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