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吉川幸次郎的《宋诗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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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吉川幸次郎的《宋诗概说》

作者:黄小梅

来源:《文学教育 2013年第10



黄小梅

内容摘要:吉川幸次郎宋诗研究在《宋诗概说》中显示出一贯的人格精神,具有“情感体验”式的细微情感解读特质,同时这种体验也伴随着异族学者对异国文化的文明目光打量。

关键词:吉川幸次郎 宋诗研究 情感体验 文明打量

章培恒在《中国诗史》的“重版前言”道:“吉川幸次郎先生把古今中国文学作为一个连续的、发展变化的整体来研究的宏观视野,在书中从‘人’的角度对诗人心态的细微剖析,对各个时代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独到见解,以及在全书中显现出来的一贯的人格精神,至今仍多有值得我们学习参考之处。”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放到吉川的《宋诗概说》中也未尝不可,然而这种对“人”的注重更表现在“情感体验”式解读始终保持异族学者对异国文化的“文明打量”目光。

.情感体验解读

1)《宋诗概说》中的情感体验

在《中国文学史的一种理解》中,吉川认为“诗歌净是抒情诗,以诗人自身的个人性质的经验(特别是日常生活里的经验,或许也包括围绕在人们日常生活四周的自然界中的经验)素材的抒情诗为其主流。”“抒情”、“经验事实”是成其为诗歌的必要之处。宋诗,在吉川看来,它是作为唐诗的反题而出现,有不同的味道,吉川对于诗歌的感情体验分外敏锐。《宋诗概说》的整个序章如标题一样,吉川的目的是体味宋诗的性质,分辨其独异于唐诗的特质。对于宋诗的性质从其章节题目可以归纳为:叙述性、日常性、社会性、哲理性、扬弃悲哀。前三个性质吉川归纳为现实主义倾向,后面的两个特点分属哲理层面和情感层面,吉川对宋诗的认识由现实、哲理、情感三个要素组成,情感是贯穿全局的基线。

在具体诗人评析中,情感体验更是随处可见,新诗风中心人物欧阳修的诗,吉川将其特点归纳为:一是平静,具有自觉地从无反省的悲哀的沉溺中脱离出来的积极意义的平静;二是抑制悲哀的心境带来的视野扩大。“平静”与“抑制悲哀”属于表述情感的词汇。梅尧臣最能构成他诗歌特征的是“扩充题材、扩充方法的愿望,使他那敏锐的诗的目光向着日常的家庭生活、友情生活,并深入进去一直渗透到以往诗人的视线未曾到达的细部。”如《秀叔头虱》写为亡妻留下的男孩捉头虱的感怀。《南邻萧寺丞夜访别》里疏远邻人寒暄话别时留下的新友情等等,吉川给它们予以关注也是因为诗带给人细微的情感体验。吉川对其称为“宋诗的第一伟人”苏轼诗歌的情感体验最为深刻。在他看来苏轼天性自由,人格温厚,从心所欲的表现广博丰富的才能,中断了诗歌中对悲哀执着的久习使转向为对人生抱希望的态度。在宋诗中,是规模最大的,摆脱悲哀是宋诗最重要的特色。而王安石对韩愈的批评,对杜甫的绝对尊敬,对唐诗的抒情性再认识,使其诗歌抒情成分,在同时诸家之上,诗如人具有狷介的敏锐,是抒情的。南宋诗人陈与义吉川认为在尽是小诗人的这个时期他被认为是最堪读的诗人,他“特别具有特征的,是对于光线变化的感觉”吉川情感体验式的解读方法能帮助其深入诗中感受诗人细微的情绪流动,陈与义对光线变化的感觉如此细微,在吉川看来却构成了其重要特征。对于陆游这个激情式人物的诗歌基调却定位为“感伤”,相对“悲哀”有苏轼隔断的因素。而南宋末期

“永嘉四灵”吉川也以悲哀这种情绪体验为依据,认为他们淡薄的歌唱作为小市民生活的喜悦,沉旋于小趣味,学唐诗却没有悲哀的影子,是苏轼隔断了悲哀后的诗。




吉川幸次郎总是从“情感体验”的角度出发,进行细微的心态剖析,尤为关注诗歌作品中所表现的细微情绪,对各个阶段所作的诗歌内容阐述了独到见解。这也使全书显现出其一贯的情感精神,充满了鲜活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文明打量

从文明角度来解读宋诗也是吉川作为异族学者对异国文化的旁观体验,吉川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长处,他曾说“日本人的中国研究往往能够发掘中国人自己反而不容易注意的中国文明的历史与状态。不只是现代的研究者如此,江户时代儒学式的研究者也是如此。”在《宋诗概说》中这种文明打量的目光主要焦注于三方面即:日常生活、市民身份、唐宋诗的文明对比。

1)日常生活

《宋诗概说》中吉川认为宋人注意从身边寻找更多反映现实的素材,擅长细微的生活描写,除了宋人向外的目光之外“那就是宋代人们的生活环境,与从前中国人的生活环境具有划时代的区别,而接近于我们现代人。”吉川似乎更多的以现代人的眼光来解读宋诗,给我们带来生活气息,王安石《省中》绝句里看到的是如现代人乘着电车摇摇晃晃下班似的诗人正从官衙骑着马在泥泞的归家途上的不堪背影;秦观《春日偶题呈钱尚书》里京都官员不充足的薪水,地方官员调任汴京的房屋租凭等等都是人生百态的关注。农村的复杂情况也吸引了吉川,如参廖《归宗道中》江西庐山脚下的“邸店”和近代中国农村已经相同的定期的百货集市等等。吉川从这些诗中首先感受到的是浓厚的现代生活气息,宋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他解读宋诗的突破之口。

2)市民身份

吉川还关注宋人的性格与社会观,吉川认为宋代“诗人多出于市民,熟知一般人的生活”。吉川对宋诗人人格的关注首先是从社会身份的角度入手,吉川作为一个外国学者看一个十一世纪前后的诗人,首先就关注到了诗人的出身,在《宋诗概说》中,王禹偁是山东钜野面粉店主的儿子,欧阳修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地方事务官家庭,苏轼是四川开绸布店家出身,这些市民出身辛辛苦苦由科举及第而晋升为官僚阶层的诗人们,在诗中充满了对于大众福祉的关心、切实的政治家责任感,这种现实主义倾向也就不难理解。那么宋人对社会现实进行比以往更加细致、广阔的审视下进一步引申到叙述哲学也是顺其自然的,宋诗的哲学性、论理性性质也显得顺应时势的。说理论述不过是宋人哲学的一种表述方式,而哲学的核心在吉川看来是诗人带有市民身份的乐观。“宋诗市民文学性常使其多止于各种小乐观”正是由于这种乐观使得宋诗的最重要性质得以呈现即“悲哀的扬弃”,这也是宋诗对过去诗所作的最大改变。市民的小乐观情绪对于扬弃悲哀给予较大推力,然而对于那些杰出的大诗人们,“平静的获得”却是扬弃悲哀的重要手段,这种潜藏着稳定热情的平静,正是消解悲哀的良方。

3)唐宋诗的文明对比

对于唐宋诗之别,现代学者钱钟书、缪钺都有精彩的论述。吉川对于唐、宋诗的差异解读,带有异国学者的文明打量。他在《宋诗概说》对内藤湖南的一段话表示了赞同,唐宋文明及分别作为它们的背景的生活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如果与唐诗作比较的话,这些宋诗恐怕也揭示了这一点。吉川用打比喻的方式来凸显这两个时代诗歌的差异。“打一个比方的话,那么唐诗是酒,容易使人兴奋,可是不能成日成夜地喝;宋诗是茶,不象酒那样令人兴奋,它给人带来平静的喜悦。这又不仅仅是个譬喻。写饮茶的诗,到宋代苏轼,陆游才大量出现,唐诗中很少。”茶和酒不过是喻体,对于这种差异吉川也是从文明的角度给予解释。“这并非光是在茶和酒上纠缠,说起来还不光是诗的事,而是显示了唐代文明和宋代文明普遍性的差异。首


先,唐人专心于文学,宋人则把哲学文学共同作为文明的课题,以此宏大地规定了全体文明的方向。直至细微的现象,也有各种不同。与唐代陶器是三彩相对,宋是青磁,白磁。在建筑、庭园方面也表现出差异。”唐宋诗差异在其他著作中也很有体现。《宋诗的情况》中认为唐诗充满了激情,悲哀成为表现激情的素材,宋诗抑制了激情悲哀,崇尚冷静,平静的激情。而《诗人与药铺—关于黄庭坚》中“唐诗的特色是高贵华美,即精神向外发出灿烂的光辉,与此相反,宋诗的特色则是苦涩,即精神向内的沈潜。”从吉川关于唐宋诗差异的论述上我们可以看到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唐宋文明的差异,这种文明差异带来日常生活的描述的不同,把唐宋诗引向不同的文化氛围之中,其次是唐宋诗人情感的不同,唐诗“激情”,宋诗“平静”这又属于情感的体验。在吉川的宋诗研究之中“情感体验”与“文明打量”是相互交织的,从而使得吉川的宋诗研究能够深入到诗歌情绪内部之中,使得研究带有人的生动色彩,别具特色。

《宋诗概说》是吉川幸次郎颇为得意的一部著作,得到学界的高度认可,笔者认为,正是由于其情感体验与异族文明的打量特质,使其成为一家之言。

参考文献:

[1]吉川幸次郎著:《宋元明诗概说》,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吉川幸次郎著:《中国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吉川幸次郎著:《中国诗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黄小梅,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2011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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