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流行文化”与“大众文化”“主流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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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流行文化”与“大众文化”“主流文化”的关系



青年文化的视角看,青少年流行文化是青年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现代商业社会中出现的特殊社会文化现象。它既不属于大众文化,也不同于主流文化。从青少年流行文化的现实状况来看,可以认为青少年流行文化是在青少年中存在的、具有青少年特殊性的流行文化现象。寻求个体意识,而非不是集体意义,青少年流行文化主流文化乃至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根本不同。



我国“大众文化”的两层含义

大众文化在我国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二是指流行文化前者,是我国文化建设基本方针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方向,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大众的主要意思是指:(1)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2)充分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愿望;3满足人民不同层次的、多方面的、丰富的、健康的精神需要;4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精神,激发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这层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是我国的主流文化青少年流行文化与它的关系,是和主流文化的关系。

流行文化意义上的大众文化,不同于作为我国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的大众文化。这两者虽然都是与精英文化相对而言的,但是后者主要是文化权的问题,即社会主义新文化作为大众文化,主要是要使人民群众掌握文化权,而打破文化为少数人所垄断的传统状况。流行文化义上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对立不在文化权问题,而在于是否需要教育背景的问题。英文化或者说高雅文化一般被界定为生产与传播受到社会精英人士的控制、以他们为主顾的文化产品[]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34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社会精英将这种文化作为巩固自身社会地位的手段,并将其作为其他社会阶层的文化理想。这种文化的消费既需要较高的教育背景,也需要一定的审美传统,如欣赏古典音乐戏剧(主要是歌剧),因而是身份的象征。流行文化则不然,它不要求教育背景或要求很低,而对它的消费也具有身份象征的意义。在一般意义上,流行文化(大众文化)可以视为成群的人听它们、买它们、读它们、消费它们,而且也似乎尽情地享受它们斯图亚特·霍尔:《解构“大众”笔记》,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47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因而具有大众性、商业性(市场特征)、消费性和享受性。




“青少年流行文化”并非“大众文化”,也不完全是“流行文化”



青少年流行文化一般来说也具有流行文化的大众性、商业性、消费性和享受性特征。这追星现象和青少年对时尚物品的消费中体现得尤其明显。但是,如果就此将青少年流行文化归为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又是不妥当的。这里不仅有年龄差异为基础而带来的文化趣味不同的问题,而且也忽视了青少年流行文化在生产和消费方面与流行文化的不同。

年龄差异而导致的文化趣味的不同,即文化趣味的代际差异,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如我国中年人所喜欢的京剧,青少年不喜欢乃至排斥。在流行文化中也是如此,中老年人所喜欢的一些文化产品,如某些古装电视连续剧,青少年并不关心;而年轻人喜欢的《流星花园》、《大话西游》也不被其他年龄层的人所接受。但是,文化趣味的代际差异并不是将青少年流行文化流行文区别开来的主要原因,关键还在文化的生产与消费方面。

大众文化(流行文化)主要是商家为了满足市场需要而生产出来的东西,而青年文化不然。有些青年文化现象,是青年自身生产的或从青年中自发产生出来的,出国热考研热还有青年流行语,如偶像(呕吐的对象)、情圣(圣即剩:情人都走了,剩下自己一个)、魅力(霉力)等等。有些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看似商家生产,实际上却受青少年的左右,如像剧、流行歌曲。换言之,商家生产这些东西,一是根据青少年的需要,二是要看青少年是否欢迎。因而,这里就有所谓试探性策略和从年轻人中发掘新人的问题。例如,卡通玩具等一些消费品的生产,就是青少年喜欢某种相关的文化产品(如漫画)之后,商家才去开发的,蜡笔小新凯蒂猫之类均是如此。

在消费层面上,一般的大众文化之消费并没有重新赋义的问题,而青少年流行文化消费则不然。换句话说,青少年流行文化的消费不是被动的过程,而是积极的赋义过程,如青年对Snoopy流氓兔表征意义的解释,一些有意识的语言的创新性用法或误用(恐龙、美眉、帅哥<蟋蟀的哥哥>“I服了U”等),特别是对摇滚乐的欣赏等。当然,这种赋义过程,视青少年是否参与这种文化现象的制造的情况而有所不同。在积极参与制造,或本身就是青少年制造的文化现象,这种赋义就特别明显,也可以看作是青少年态度的表达;而没有参与制造或生产的情况下,青少年主要是对文化产品的重新解读。

从文化趣味的代际差异,特别是从文化生产和消费的角度看,“青少年流行文化”并不是“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或不完全是“流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青少年流行文化”并不具有“大众文化”或“流行文化”的“大众性”,而是具有“小众”的特征,即其中的群体分化状况要较“大众文化”严重得多;也不具有“流行文化”所具有的强烈的商业性和市场性特征。更为突出的是,青少年流行文化的消费过程,并不完全是享受的过程,而是“赋义”和“表达”


的过程。因此,将“青少年流行文化”作为“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来看待,并不恰当,并会有意、无意地忽略“青少年流行文化”中的“表达”特征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青少年流行文化”与“主流文化”在某些方面具有一致性,但更多地表现为价值观念的冲突与内在的紧张关系。

主流文化是反映主流价值观念的文化。主流文化的生产者是政府或政府支持、资助的机构。政府在文化生产和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有:生产者、引导者、监督者(审查者)和资助者。当政府发挥生产者和资助者的角色时,所生产的文化产品和由此产生的文化现象均为主流文化现象,例如《走进新时代》的流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电视剧)和保尔热文学锋现象等都是主流文化现象。虽然这样文化产品或文化现象都得到了青少年的支持与参与,但不是或不完全是青少年流行文化现象。这是因为在这些文化现象中,青少年都在接受主流价值观念的教育和熏陶。

青少年流行文化的生产,主要不是政府或政府资助的机构,而是商家和青少年群体自身。这是青少年流行文化区别于主流文化的标志之一。当然,这并不是将青少年流行文化流文化区别开来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说青少年流行文化大众文化的区别主要在生产和消费的过程,那么青少年流行文化主流文化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价值观念和其他方面的冲突上。青少年流行文化往往带有对权威的解构的色彩,而无论这种权威是政治权威,还是道德或审美的权威。因而,青少年流行文化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冲击既存的由权威体系支撑的价值观念。这种情况,在带有一定反讽意味的流行语地下摇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参见颜峻:《内心的噪音》中《谁的地下》等文,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

“主流文化”,主要是维护主流价值观念或被认可的意识形态,而对与这些价值观念相异的另类式的文化产品,会采取强硬或柔和的禁止与引导姿态。然而,在这些另类式的文化产品中,有一些是青少年所喜爱的、或是青少年制造的(例如,在《流星花园》问题上就是如此)。同时,有些青少年制造的文化现象(如摇滚),即使没有受到来自政治的压力,也要承受商业、道德、审美等方面的压力。因此,“青少年流行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张力,事实上是将“青少年流行文化”与“主流文化”区别开来的重要尺度。当然,在现实情况下,也经常能够发现“青少年流行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价值一致性。例如,在环境保护和志愿服务方面,两者的价值取向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这种抽象的一致性,并不能消解在具体价值取向上的紧张态势。因此,可以将文化张力作为区别“青少年流行文化”和“主流文化”的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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