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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我在那个冬天参加了高考 作者：姜乃强 来源：《教育家》 2017年第29期 恢复后的高考已经走过了40个年头，关于1977年那个弥漫着高考气息的冬天，关于那次让无数人改变命运的考试，那些曾经的参与者有着怎样的记忆与感悟？让我们重温三位普通人的高考故事。 刘海峰：跨越时空我与高考结缘 （1977年参加高考并被录取，现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 也许历史不会记得每一年的高考，但会永远铭记1977年的高考。 多数77级大学生只与高考结缘一次，我却将与高考结缘一世。只是1977年我的高考故事是参加高考的故事，后来的高考故事则是研究高考的故事。和当时大多数人一样，我是抱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心情走进考场的。不过，我在这一年参加了两次高考，一次是1977年11月举行的艺术类高考，一次是12月举行的正式高考。 当时，福建省龙岩地区共有300多人参加了美术招考，而福建师大美术专业只招两个人。我的文化科目成绩第一，美术专业成绩进入前四名，但在四选二时，最终没被录取。于是，我马上开始迎接正式的高考。相信在77级大学生中，像我这样参加过两次高考而最终进入大学的人不会很多。 1977年，福建省招收文科的高校只有厦门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每个考生可以填三个志愿，我的第一、第二志愿分别是福建师大的中文系和历史系，第三志愿是厦门大学的汉语言文学。在当时，如果能考上福建师大，对我这样的“知青”来说就是天大的好事了，将厦门大学放在第三志愿，是不想让志愿栏第三格空着。 录取的大学比自己填报的第一志愿更理想，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那一年，我的高考成绩总分是302.1分，这成绩在1977年是相当高的。也许是填了“服从分配”的缘故，结果我被不敢奢望的厦门大学录取。 考上大学，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生的重大转折，好似鱼跃龙门。久处知识饥渴状态的77级大学生都有一种强烈的求知欲，看到过去无法借到的书籍，就像饿虎扑食般地享受知识盛宴。 本科毕业，我直接考上了厦门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1984年硕士毕业，我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任教。从那时起，我便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的“高考”——科举考试，继而又研究高考制度。 这些年，我发表了研究高考的系列论文，主编出版了《高考改革研究丛书》，作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首席专家，带领团队研究高考……我与高考结下了不解之缘。 曹殊：我们两口子是幸运的 （1977年与爱人一同参加高考双双被录取，毕业后多年从事学生就业指导工作） 1977年10月后的北大荒，早已被白雪覆盖成白茫茫的一片了。那是我们要完成全年最后的粮食收获——将堆放在地里的玉米棒子脱粒回仓的日子。 半夜时分夜班结束，我回到连队食堂，吃过夜班饭，再回到家时已过深夜。洗脸上炕，虽然已十分劳累，但我却迟迟不能入睡，心里在想：明天？不，应该是今天，我要和我的爱人——北京101中学的同学、我女儿的母亲，一起赶到18里外的9团团部，参加自1966年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 我们两口子是幸运的。初试的语文考试，有一道题应该是考小学生的——考汉语拼音，分值8分。我没有学过汉语拼音，估计能答对1项就不错了，但是我也和在连队学校当老师的爱人一起，顺利地进入了复试——真正意义上的高考。 我们参加的1977年的高考复试考点，设在几十公里外的8团。我们团部派了几辆大解放卡车，把我们送往8团团部。 刚上车时，每个人脸上都透出了兴奋的红润。不一会儿，大家的脸就被冻成了白色。在我们乘坐的解放卡车驾驶室里，坐着我们连的哈尔滨女知青，手里抱着还在哺乳期的儿子，孩子的父亲和我们几十个参加考试的知青一起站在敞篷卡车上。 由于一路上没有很好休息，刚到团部我们两口子就病了。来到医疗点，一量体温38度，医生为我们每人打了一支退烧针。这一夜，住在近百人的房间中，灯火通明，呼噜声、脚步声此起彼伏……两天的考试结束了，卡车把我们送回团里已临近午夜。我俩决定步行回家。一望无际的田野，银装素裹，在通往连队的路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一路走着、交流着各自的考试情况，18里的路程显得那么短。 那一年我们都是30岁的知青。我俩参加高考的事情，还上了当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兵团战士报》。当年，我俩是我们团唯一的两口子同时参考并考上大学的。 如今，我们已分别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而40年前参加高考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40年前的高考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知识改变命运——正是我们这代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人生的真实写照。 姜毅：怀念1977年冬天的高考 （1977年与姐姐同时参加高考同时被录取，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 1977年，在那个下着大雪的冬季，刚刚高中毕业的我与同在“青年点”的姐姐一同参加了高考，我们的命运也因为那次考试发生了变化。“文革”开始后，高考制度被取消，高校停止了招生。1972年，大多数高校又开始恢复招生，但明确规定只选拔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入学，不招收应届毕业生，并取消了文化考试。 那一年的11月，当听到要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我和姐姐非常高兴。在最后确认我们可以参加考试后，我们为自己获得了平等的参考权利而兴奋不已。1977年的11月，漫天飞舞的雪花中，我与同在“青年点”插队的姐姐走在赶往考场的路上。蜿蜒的山路上我们相对无言，洁白的世界中只有深深的脚印与我们为伴。 三个多小时的跋涉后赶到了考场所在地，说好了在公社秘书家借住一晚。朴实的秘书一家人很是热情，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帮我们烘干鞋袜、衣裤，端上了热腾腾的鸡蛋面。 那一年的高考各省分别命题，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共四张卷子。进入考场的那一刻，我有一种莫名的兴奋。黑板、教室、桌椅，虽然破旧但却异常亲切。考场上淋漓尽致地发挥，想说的、想写的，没留遗憾。也许是过于兴奋的原因，在考后的身体检查中，医生两次为我测量血压都未过关，医生越是告诉我放松我越是心跳加快。最后，好心的医生给我出了一招，到外面冻一会儿。这一招还真灵，半个小时再回来，血压正常了。 这一次的考试，令我们全家人始料不及。大年三十，当两份高考录取通知书同时送到家时，父母高兴得落泪了：我们分别以第一志愿被省城的工学院、医学院录取。 后来得知，那次考试虽然没有复习，但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取得了高出录取分数线100多分、总分300多分的好成绩。全县的下乡青年与回乡青年共有6人被大学录取，我们的名字上了县城的大红榜。正是因为有了那次高考，我成就了自己的梦想，走出国门，了解世界。恢复高考，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个人、一家人的命运，它带来的是整个国家乃至社会的变革。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3318c1247d192279168884868762caaedc33ba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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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