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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的主体性——文化背景影响译文 摘要：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翻译, 而且是文化的翻译。译者的主体性指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本文主要关注和考察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并在分析《红楼梦》译本的基础上,认为译者文化背景对译文的影响很大。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翻译过程；文化语境 翻译是通过译者这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能动表现影响到双语间语码转换的得失及其文化传通的成效。传统的翻译观念中,译者的身份被定位为“仆人”。(许钧,2003∶6) 这与译者翻译活动的主体地位不相符。因此, 以译者为中心探讨文学翻译实践中文化因素的处理能给文化与翻译研究带来一些认识与启示。 1．语言与文化 美国文化人类学及语言学家E Sapir认为“语言按其本质是文化的。”语言的发展与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刘宓庆, 2003∶157)。同一个词在不同的文化环境所包容的文化内涵不同, 翻译既要在深层上对比不同文化的共性, 又要在表层上充分显示出不同文化的个性。发扬原作及译文的优势, 才能完成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传递。因此, 语言的翻译即是文化的翻译(李运兴, 2003∶154)。 2．译者与译者主体性 译者是原作与译作、原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的中介, 曾被冠以 “译者,舌人也”、“翻译者,叛逆者”、“职业媒婆”、等各种称呼。这与译者实际的主体作用是不相符的。笔者认为, 译者是与原作者是平等的主体对话关系。 译者的主体性指的是译者在译作中体现的“艺术人格自觉”, 其核心是译者的审美要求和审美创造力。(许钧,2003:9) 我们考察译者主体性可以通过译者的文化背景对译文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 3．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文化归化模式 3.1 信赖与吸收 以下几个例子来自于《红楼梦》的两个不同的译本。一本是杨宪益夫妇译的, 另一本是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和约翰?敏福德(John Minlbrd)译的。从整体效果看,两个译本都很成功, 但在文化内容上, 两个译本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手段。 (1) 世人都晓神仙好。 杨宪益夫妇的译文是： 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 (所有的人都渴望做神仙) 霍克斯的译文是： All men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 (人们都晓得灵魂要拯救) 杨将“神仙”译成immortals,“神仙”是中国道教的概念。成“神”成“仙”是道家的最高理想; 霍译则采用了转译的方法, 将其译作salvation,“拯救”是基督教的概念, 从“罪孽”中得到“拯救”则是基督教的最高追求。霍译采用西化处理手法, 使译文明显带有基督教的价值取向。 3.2 补偿 补偿是指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对于翻译中遗失的文化信息采取加注的方法进行补充说明，也可称为“诠释”。它可以促进文化交流, 让译语读者了解源语文化, 从而起到文化“传真”的作用。巧妙运用诠释法可将译语文化本来无法接受的典故、形象顺利地被接受, 给人以强烈的新鲜感。 在《红楼梦》的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中, 贾政带领众人来到一石碣处, 随命众人题字, 众人建议直书“杏花村”。贾政听了, 笑向贾珍道：“正亏提醒了我。此处都妙极, 只是还少一个酒幌……” 关于“杏花村”和“酒幌”之间的关系, 众人们都很清楚, 而中国读者读到此处也会自然想到杜牧的《清明》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所以杨宪益夫妇是这样翻译的： “The ancients had already supplied the most fitting name ------ Apricot Village.” Chia Cheng turned with a smile to Chia Chen, saying, “That reminds of me. This place is perfect in every other respect, but is still lacks a tavern-sign……” 这是忠实于原文的译法。如果缺乏中国文化的熏陶, 又没读过杜牧的《清明》, 译文读者很难将“Apricot Village”和“tavern-sign”联系起来, 对题写“杏花村”的含蓄与诗意,译文读者更是无法体会。请看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是这样翻译的： “In this case the ancients have already provided the perfect name : ‘Apricot Village’.” JIa Zheng knew that he was referring to the words of the fainting traveler in Du Mu’ poem: “Where’s the tavern?” I cry, and a lad points the way To a village far off in the apricot trees. He turned to Jia Zhen with a smile: “Yes. That reminds me, There’s just one thing missing here: an inn-sign……” 霍译采用了诠释法, 把作者留给读者去体会的内容说了出来, 填平了“杏花村”与“酒幌”之间的沟涧。这是译者在考虑到异域文化的前提下寻求一种最佳的翻译法，从而起到文化“传真”的作用。 4 结语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 正是译者发挥能动性, 经历一个艰辛的过程, 方能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别样的世界。译者的主体性贯穿翻译过程的始终。译者主体性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课题, 本文仅对译者主体性中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做了初探, 希望对主体性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许钧, 张柏然. 面向21世纪的译学研究 [Ｃ]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2]查明建, 田雨. 论译者主体性 [Ｊ] 中国翻译, 2003, (1). [3]刘士聪, 谷启楠. 论《红楼梦》文化内容的翻译 [Ｊ] 中国翻译, 1997,(1):17-19. [4]刘宓庆, 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 [Ｍ] 北京:中国翻译对外出版社, 2003,157,169. [5]李运兴, 语篇翻译引论 [Ｍ]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118,123-132. [6]孙致礼, 新编英汉翻译教程 [Ｍ]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 刘怡玮，湖北武汉人，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现任教于军事经济学院基础部外语教研室，助教。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356b628ef311f18583d049649b6648d7c0c708d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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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