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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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

作者:暂无

来源:《前进》 2020年第9



韩非(约前280—前233年),韩国都城新郑(今河南新郑)人,后人尊称为韩非子,战国末期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散文家。韩非师承荀子,却最终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同时又被誉为最得老子思想精髓的两个人之一。其著作《韩非子》,共55篇,十万余字,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呈现出其极具功利主义色彩的事功思想。他积极倡导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目的是为专制君主提供富国强兵的思想。

学通儒道归刑名

韩非在整个先秦思想家中,其家世是较为高贵的,因为他是韩国的公子,也就是当时韩王的后代,可以说是地道的王室后人。在整个战国时期,这样身世的思想家是非常少见的。但是,此时的韩国已经告别了申不害时代的那种较为强盛的国力,在其他诸侯强国的环伺中显得孱弱而飘摇。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现实的刺激,使得韩非有着更急迫的求学愿望,而其求学的目的无疑是希望能够为自己的宗祠社稷找到一条出路。

从天赋而言,处于战国时代的韩非无疑是不具有优势的。据记载,他有比较严重的口吃,因而在言辞表达上极受局限。而在当时,治理国家、左右政局、影响君王的主要条件之一,就是能言善辩。这使得韩非在当时处在一个极为尴尬的地位,虽然有着较好的出身,但却很难涉足政治实践领域。也许正是因为如此,韩非更倾向于将注意力放在学问与著述上。年轻时的韩非无疑是非常有抱负的,他首先拜在当时最为知名的三晋儒学大师荀子的门下,开始求学之路。虽然各种史料中都没有详细记载韩非是如何向荀子学习的,而且其思想倾向最终与儒学也分道扬镳。但是,在韩非的思想中,显然受到荀子的基本精神和思维方式的影响,即讲理性、重事功、善批判。而且,从二者的思维模式上来看,荀子那种涉猎百家,善于总结以及严密的理论分析能力,对韩非有着深刻的影响。

从《韩非子》这部著作来看,首先,韩非虽然师从荀子,但却没有按照儒家的立场来思考问题,相反,他对于儒家持批判态度。这种批判的基本依据就是,儒家已经不适合当时的社会了,因而,他才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虽然他立场上与荀子不一致,却继承了荀子现实理性的思维方式。其次,韩非也并非只针对一家的思想来学习。在《韩非子》中,我们能够看到《解老》和《喻老》两篇,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以现成文本为对象的“研究论文”。尽管在其中,韩非主要是通过对老子的理解,进而阐发自己的思想,但是,这种解释方式无疑在当时是具有开创性的,也足以展现出韩非同荀子一样,也具有了较为宽广的理论视野,对于当时的儒道这两大家,都有自己特有的见解。第三,在总结先秦思想成果的基础上,韩非最终选择了法家,研究刑名法术。其研究是一种综合基础上的提升。可以说,他将“法”“术”“势”这三个概念进行了综合,其实也就是综合了当时商鞅、申不害、慎到三个人的思想,建构了一个体系化的法家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韩非最终完成了法家理论的建构。这种综合提升的能力,显然与荀子那种批评十数家思想,最终形成总结性观点的思考方式是十分一致的。

当然,韩非最终选择了法家也并非偶然,毕竟作为贵族的韩非要解决的是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就是如何富国强兵,而且,他的身份也会让他自然地将国家与君主的利益放在首位。也正是因此,韩非被当今的人们看作是封建君主专制的代言人。然而,如果我们能够客观地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韩非的选择也许是最实际的。因为与其说他是为了维护某种统治,倒不如说他是急于恢复一种秩序,或者是让整个社会尽快走向秩序化的规则。从秦国最终的统一来看,韩非的这一选择是有着历史进步意义的。




暗流千年无人知

然而,历史对于韩非这位极具才华的思想家有着太多的不公平。韩非学成以后,本想报效自己的母国——韩国,但是不知是否因为他太不善言辞,他的劝谏始终得不到当时昏庸的韩王的回应和重视,以至于他写下了《孤愤》这篇充满了悲情的文章。而后,他的著述传到了秦国,秦王嬴政看到后却极为赏识,甚至说:“如果我能亲眼见到写这些文章的那个人,并且能与他进行一番倾心之谈,就是马上死去也没有什么遗憾了。”于是,韩非希望在同窗李斯的设计与促成下,入秦来寻得一份成就。但是,李斯由于与韩非的政见相左,更担心才华横溢的韩非威胁自己在秦国的地位,居然使计迫使韩非在狱中服毒自杀。最终,韩非死在了同门之手,落得个身死一场空的结局。与此同时,韩非的学说虽然在秦国被认可,但随着秦朝的二世而亡,其思想陷入低谷。进而,从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再到宋明理学强调的心性之说,韩非的思想几乎完全是作为被批判的靶子存在的,甚至,在整个中国思想的历史脉络中,韩非是被刻意回避了的。但是,如果深入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集权制政治架构中,就会发现,韩非的思想一直以一股暗流的形式而存在,默默地支撑着两千多年的王朝统治。

在中国政治理念中,一直有“外儒内法”这样一个概念,其实就反映出了韩非思想的价值。因为,只要认真考察中国古代的政治运作过程,“帝王术”“权力平衡”“严刑峻法”,从来都没有消失过。只不过,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中,儒家远比法家来得和风细雨,让人更容易接受。因而,以儒家之名行法家之实,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一大特点。韩非的思想,其实已经内化于中国王朝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例如,自秦朝开始直至清朝,是一个不断强化君主集权的过程,这正是韩非所提出的政治模式;各种律法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也正体现了韩非那种“依法不依情”的政治理念。这些迹象都表明,韩非对于整个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概而言之,就是以功利为内核,以外在约束为框架,以权力平衡为手段的政治运行理念。这一理念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的政治实践,成为历朝帝王屡试不爽的政治工具。或许是因为里面充斥着阴谋、权术与赤裸裸的利益,所以被秘而不宣。也正是因为这种秘而不宣的态度,使得韩非在中国思想史中的地位一直处于边缘。

然而,历史终不会轻易埋没闪光的思想。时至今日,当法治理念再次成为时代发展的要求时,再回过头去看韩非和他的思想,也许我们能够从中找到一些可以借鉴或作为启示的有益元素。至少,在韩非看来,君主虽然要大权独揽,但是他却不能恣意喜恶爱恨,而是要完全代表国家的利益,成为一个国家符号。这似乎与现代政治的某些要素产生了暗合。也许,当人们真正去走进韩非的思想世界时,能够看到在两千多年前,一位饱含热情的智者所具有的穿越历史的思想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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