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对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思想予以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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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对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思想予以简述。

主要思想

(一)健全理本体论,阐发义理之奥

朱熹深化和完善了理本体论思想,他在二程初创的唯心主义理学基础上,总结了北宋以来唯心主义理学加唯物主义理学斗争的经验教训,建立了一个精致的、富于理性思辨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使之达到了唯心主义理学的最高水平。后人在习惯上把朱熹和二程的学说称为“程朱理学

朱熹和二程一样,把“理”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他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以此理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文公文集》卷70。下引此书简称《文集》宇宙间的一切都充斥着一个普遍流行和无所适而不在“理”,理生天地,成万物之性,展现为“三纲五常”。无论自然、社会和伦理道德领域,都体现了“理”的流行。理无所不在,这是对二程理一无论的继承和概括。 (二)承认矛盾对立终归形而上学

朱熹发展了二程“无独必有对”的矛盾观。认为在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现象中,都存在着两两相对的矛盾。他说:“天下之物,未尝无对,有阴便有阳,有仁便有义,有善便有恶,有动便有静”。又说:“盖所谓对者,或以左右,或以上下,或以前后、或以多寡,或以类而 对,或以反而对。反复推之,天地之间,其无一物无对而孤立者。”(《语类)这种“天下之物未尝无对”的思想,是朱熹对二程“天下之物无独必有对”的进一步发展。他说:“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对。且如眼前一物,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内有外,二又各自为对。虽说无独必有对,然对中又自有对。”(《语类》)“对中又自有对”的思想,进一步揭示了事物内部矛盾对立的关系,说明在每一事物内部都是一分为二的。他指出:“阳中又自有个阴阳,阴中又自有个阴阳。“以是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皆是一生两尔。(《语类》)把每一事物内部的“一生两”、“一分为二”的关系看成是“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这是对二程“无独必有对”思想的进一步深化,

事物除了对立关系之外,对立事物之间还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朱熹说:“盖阴之与阳,自是不可相无者”(《语类》)。进而他又说:“天地之化,包括无外,运行无穷,然其所以为实,不越乎一阴一阳两端而已,其动静,屈伸、往来、阖辟、升降、浮沉无性,虽未尝一日不相反,规亦不可一日不相无也。”(同上)他得出结论说:“凡物无不相反以相成”。(《语类》)这是对事物矛盾对立统一关系的基本概括。朱熹还认为,对立的事物也可以相互转化,“阴变阳、阳变阴”,各向其反面转化。他说:“阴阳之道,无日不


相胜,这个退一分,那个进一分”,“阳极生阴,阴极生阳”(《语类)阴阳之间存在着相互克服和斗争的关系,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超过极限,就相互换位。 (三)提倡“格物致知”,强调“知先行后”

“格物致知”出于《大学》“致知在格物”一语,原无认识论意义,基本上是讲对一般道德的体认。明确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解释“格物”的第一个人是程颐。他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日穷其理而已矣。”(《二程遗书》)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说法,并建立了更系统的格物穷理说。他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大学章句补。格物致知传》)他通过对“格物致知”的阐释,表述了自己的认识论思想。 从认识的目的来看,朱熹讲“格物致知”是为了当圣人。他说:“《大学》格物致知处,便是凡圣之关。物未格,知未至,如何煞也是凡人。须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圣贤之域。”(《语类》)认为若做不到“格物致知”,无论如何都是凡人,只有达到“物格知至”,方可进入圣贤之域。

(四)性分“天命”、“气质”,明申理欲之辨

在人性问题上,朱熹直接继承了张载和二程的思想。张载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气质之性”两种,认为人性的善恶是禀气不同所造成的。朱熹对此说十分赞赏,认为这个思想“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发明千古圣人之意,甚为有功。”(《语类》)二程继张载后,对“天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作了区别。在张、程思想的基础上,朱熹又全面论证“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人性二元论。他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语类》)。“理”与“气”,人生不可缺少。“理”在人未形成之前浑然于天空,于人一旦形成,便附于人体,成为先验禀赋于人心的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是先天的善性所在,人人皆有,故名“天命之性”。人体形成之时,必禀此气,由于气精粗、厚薄、清浊、久暂的不同,就产生了善恶、贤愚、贫富、寿夭的不同和性格上的差异。它有善有恶,名曰 “气质之性”。上述二性并存于人身,这就是朱熹的人性二元论观点。

朱熹的人性二无论反映了当时的统治者十分重视从思想上控制人心的倾向。朱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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