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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的变法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 从商鞅开始的变法的先河，到现代改革开放 带领人们富起来了；两千多年的历史里，一个个的变法推动着社会车轮的向前。至1840年英国的大炮轰开了清朝的国门，倾泻的鸦片流毒了无数的醉生梦死的国民，那些有抱负的文人志士就从未放弃过救国救民的理想，直到孙中山的辛亥革民点亮了不一样颜色烟火。 今天回头看清代中晚期所面临的一些挑战，从戊戌变法上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其间差不多60年，在这60年时间，对清朝统治者与士大夫阶层来说，国家的心态和制度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在中日甲午之战前，李鸿章主持洋务运动，可是他对洋务的认识仅是大炮和 轮船，觉得“师夷长技以制夷”就可以打败侵略者。技术只是工具，制度才是根本。可是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了他们巨大的冲击。在他们看来日本不过是东亚的小国，经过明治维新竟然一跃而起成为东亚的强国，这就使主张变法维新的思潮占据了思想界的主流。稳健派的主张中体西用，以张之洞的《劝学篇》为代表；而激进派不但要求变法，还要求全变、快变，以谭嗣同，康有为为代表。 现在来看，当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现代性在中国的登场。对清朝来说，至少出现了三样的新的事物：一个是民族国家，清王朝在变法前还是王朝国家。二个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流入，从某种程度上也加快了清王朝的灭亡。最后是近代的科学技术和工业体系，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罅隙里面，迎来了中国工业的春天；这也为后来的共产主义革命提供了工人阶级。 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变法运动。戊戌变法运动和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改革比如王安石变法不同，它开启的是古老的华夏文明在面临现代性的挑战之际，寻求新的思想文化模式和社会政模式的历史。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颁布了“明定国是上谕”，宣布实行变法。9月21日慈禧太后收回了光绪皇帝的政治权力，恢复垂帘听政，戊戌变法也就此终结。变法期间，光绪皇帝宣布了一系列诏书上谕，这些文件包含的变法举措大约有四、五十项，其中最主要的有两项：一是科举考试废除八股取士，改成考策论取士；二是朝廷准备设立一个叫制度局的机构，作为维新变法的中枢机构。 变法维新的两源：稳健派与激进派。 刚才我们讲到戊戌变法中央朝廷发布诏书上谕有四、五十项变法内容，其中有两项比较重要。而湖南的变法维新在3年之间主要有几项：一是兴办时务学堂，传授各种新学知识，包括西方的宪政知识等在内；二是设立南学会，这表面上是个学会，实际上是巡抚陈宝箴为了提升地方士绅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与能力，当成省级议会的雏形来办的；三是兴办实业包括制造业、采矿业等；四是整顿和刷新吏治；五是兴办报刊，比如《湘学报》等新式报刊。 比如《湘学报》等新式报刊。直至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光绪皇帝仍然下了一道诏书，命令湖南巡抚陈宝箴继续推进湖南的变法，诏书里说“凡一切应办事宜，务当坚持定见，实力举行，勿为浮言所动，稍涉游移。”这是光绪皇帝在中央的变法失败以后，依然期望湖南的地方变法能够持续，成果能得以保存，但慈禧太后其后依然以“滥保匪人”的罪名将陈氏父子免职，结果湖南的新政变法也因受到康有为的牵连而被终止。 康有为策划的中央朝廷变法，最终败在他们介入慈禧与光绪家人母子之间的权力之争上；而稳健派则以为只要能推动变法改革就行，依旧维持原来的统治阶级，反对介入宫廷间的权力之争。康有为依托急于亲政的光绪皇帝，后来竟然铤而走险，意图冒险发动政变。这种政治冒险主义，把变法改革的目标和宫廷里的政变和权力之争结合在一起，那么一旦政治上的冒险失败，必然牵连到变法维新也必然出现倒退。 当年荣禄召见康有为，问他国有什么良策。康有为说“非变法不能救中国”。荣禄说如果大臣不赞同变法怎么办？康有为回答说，杀几个像你这样的一二品大员，法即变矣！非常骄横狂妄。他把变法看的太过简单，结果躁动盲进，导致失败。 其次，我们看到，变法派的这两源所依托的社会基础不同。 康有为心目中只有皇权，他的目标是将中国社会既有的社群打散，让每一个原子化的个人与皇帝之间建立面对面的联系，由此出发，他主张实行日内瓦那样的小共和国的直接民主。 而稳健派主张依托赞同改革维新的地方士绅。在他们主政的湖南，绅权普遍高涨，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出于湘抚陈宝箴的提升。稳健派一方面希望得到中央朝廷的支持，同时特别重视通过强化地方绅权，提高士绅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使新政能够获得持续的源源不绝的动力。而在康有为那里，却是以士绅阶层为敌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乱世讨大夫，升平世退诸侯。”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人就曾对稳健派和激进派加以比较，指出：“戊戌维新运动在湖南成功，在北京失败；在湖南所以成功，因陈宝箴、黄公度等，都是政治家，资望才学，为旧派所钦重，凡所设施，有条不紊，成绩卓著，反对者虽叫嚣咒骂，而事实俱在，不容抹煞。在北京所以失败，因康有为、梁任公等都是言论家，资望不足，口出大言而无实际，轻举妄动，弱点毕呈。” 康有为变法必然失败的原因 第一，作为一个经学家思想家与政治改革家，康有为是身兼二职，他同时在两个层面上活动。在现代社会，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角色是互相区分的。如果兼于一身往往会导致角色冲突。 第二、在社会层面，康学主张打散既有的社会集群，重建一个由原子化的个人构成的新社会。这就不但需要政治革命，而且需要社会革命了。 第三、康有为不单单是在政治上主张变革，而且还主张变教，即把儒家从一种社会学说变成一种宗教，其本意是通过神学主体的确立来构建人的主体性，采取的是神-人主体论的进路。康有为通过把孔子重新塑造为一个类似犹太教的摩西、基督教的耶稣那样的神，力图把儒学变成一种宗教，他主张在全国成立孔教会，而他自己无疑就是孔教会的大教主。 其实，单单是政治改革本身已经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艰难的事情，但康有为却把它捆绑在自创的公羊学异端上，所以最后不能不归于失败。康有为对西学知识的了解非常有限，1882年他到上海才知道有西学，他不懂得外文，所以他获得西学的知识是通过传教士的译著而得到的。国民党人胡汉民就说，康有为根本就没有研究过政治的学问，就是从传教士那儿知道一言半语，似是而非，一知半解。 再一点是他们依托的公羊学的浪漫主义性质，浪漫主义是一种恢诡嗜奇的文化思潮，往往是文人而非政治家特有的属性。 辛亥革命的意义 传统的意识形态史学，片面强调暴力革命作用。但暴力革命之后又怎么样呢？未见得在社会建制与社会结构上就能取得扎扎实实的进步。高全喜教授的“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纠正了过去史学的一个偏向，即片面强调暴力革命对社会转型的重要作用，说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56df4ca9cf84b9d529ea7aa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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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