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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你认识生活中真实的普希金 作为“俄罗斯文学之父”和“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无疑是一个神一般的存在。他写作主要靠天赋，丝毫不努力。人生主要的时间都花在了沙龙、舞会、妓院、赌场。卡拉姆津夫人曾说过：“普希金只有在生病或无法外出的情况下才写作，一旦康复，便又混迹于各种娱乐场所。”对这句话最好的注脚是普希金最为多产的“波尔金诺之秋”——如果不是因为瘟疫封路，普希金只能在被困的领地写作，我们今天可能见不到《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全本。可是即便如此，诗人在短短37年的生命里为后世留下了783首诗歌和一系列各种题材和体裁的民族文学奠基之作。这样的天才，按果戈里的话来说，200年才出一个。普希金诗神的地位在他生前就已经奠定了，死后经过屠格涅夫、别林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著名文学家的褒扬和推广，他在俄罗斯文学中的地位进一步神化，而在20世纪苏维埃时期，他成为万众景仰的诗神，名字遍布百余个文化机构，他的画像雕塑如同领袖的画像雕塑一般随处可见至今仍有增无减，今年6月5日，在俄罗斯谢列梅捷沃机场竖起了一座人工建造的普希金纪念碑，这座俄罗斯第一大机场同时被冠以普希金的大名。总之，普希金在俄罗斯的声望给人的印象就是：此人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但是这样的天神在现实生活中却表现得和凡夫俗子并无二致，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不如普通大众。根据法国传记作家亨利·特罗亚的《天才诗人普希金》记载，普希金的私生活其实很不检点，完全是吃喝嫖赌玩五毒俱全的浪荡公子。他整天混迹于上流社会，看见心仪的女子就追求，无论老幼婚否，几度染上花柳病，仍然不知悔改；他沉迷于赌博，常常把手稿押做赌注，还非常无赖，赌钱输了就怀疑对方出老千而拒绝付钱；他在舞会上为女人争风吃醋，大打出手，甚至不惜决斗。关于他的蛮横无理有一个著名桥段：有一次普希金在剧院看戏，节目很一般，他不停地大声抱怨。邻座的德尼塞维奇少校提醒他不要影响他人看戏，普希金斜着眼看了看邻座，继续吵嚷，毫不顾忌别人的指责。幕间休息的时候，德尼塞维奇少校找到他，告诉他刚才的行为非常失礼。普希金傲慢地向对方发出了决斗的挑战，第二天一大早，他真的带人去找少校决斗。最后，整件事以少校在朋友的劝说下向普希金道歉而告终。 普希金的朋友们，包括著名的茹科夫斯基、卡拉姆津、维亚赛姆斯基等都对他的放纵行为感到惋惜，他们在通信中谴责普希金的轻浮和放任，劝他放弃这种无聊的生活，振作起来从事诗歌创作。但普希金依旧我行我素，对这种所谓的“自然人”生活甘之如饴，还曾在《高加索的俘虏》中公开表达了对这种自然任性的赞美。 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文学中的“大神”和现实中的“小人”如何能够和谐地统一在普希金身上？20世纪俄罗斯著名作家多甫拉托夫在一次演讲中评价了普希金对俄罗斯文学的意义。他说，以果戈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被赋予了太多的社会政治和道德教谕意义，它变成了生活的教科书，这样的文学在西方人看来，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而普希金的文学，才是脱离了社会道德教谕、真正具有美学价值的文学。多甫拉托夫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普希金有着怎样的艺术观。有一次维亚赛姆斯基公爵对普希金说，“作家的使命在于用自己的诗歌唤起人们对美德的热爱和对丑行的憎恨”。普希金回答说：“完全不是这样，诗歌高于道德，或者说它们是两码事。”这里面蕴含着非常伟大的真理：评判诗歌和道德哪个更高是很困难的，就像要去评判大象和鲸鱼谁更强。困难在于，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那么指责普希金不道德也是非常愚蠢的，就像你不能指责鹞鹰和狼不道德，不能指责风暴和洪水不道德。普希金作为自然人的意义在于他完全是顺应自己的生理属性来进行创作，他对生活和情感的敏锐感受力全来自于此。他的意识就是一个艺术创作的器官，正如高尔基对叶赛宁的评价，是一架为诗意表达自然而造出的管风琴。他所触及的东西，都变成了文学作品，包括他的私生活、他的放浪肆意以及悲剧性的死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他自然人的部分赋予了他的创作以真正的生命力，如果没有那些不堪的生活经历，就不可能有直击灵魂的传世文章。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丰富的爱情经历，普希金会写出《致凯恩》《我曾经爱过您》这样的千古绝唱。所以，天上神和自然人是普希金的一体两面，它们共同构成了普希金的伟大。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58a43b4d06a1b0717fd5360cba1aa81144318fa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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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