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与文学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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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关系,文学

摘要:在中国古代,人们最引以为豪的事莫过于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所以“科举”这两个词相信对大家来说并不生疏。其实在现代社会中,中高考就是“科举制”的一种化身。而在古代,“科举制”的实施也确实为我们中华民族选拔了大量的人才,同时推动了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这在众多文章中也有所涉及。这也正是本文所要深入研究和讨论的问题。 关键词:文学 科举 制度 封建

隋唐结束了将近四百年的分裂动乱的痛苦之后,实现了统一。统治者为了扩大统治基础,用人方面废除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通过明经、进士等常科选取官吏。门阀世族不再是选拔的主要依据,具有文化学识的庶族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科举主要设明经、进士等科,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官吏自身必然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平。 科举制与科举文学是相伴而生的。科举制的兴盛,使得以科举制度为背景的文学作品林林总总地出现。我以为科举考试对于文学的影响更广泛而有意义的,还在于其对诗文、笔记、传奇、戏剧、话本小说体裁和内容的影响。科举制度引发的历代文人对其科举生活的歌吟叙述,产生了科举人生的方方面面,诸如:及第落第、场屋省试、投文干谒、慈恩题名、曲江游宴等等,其中既有登第后的激越、落第失意的悲哀、奔波赴举的艰辛、干谒求人的愁苦、举子间的友情与相慰,又有及第后的风流秦楼楚馆的欢悦。大凡士子科举生活的诸方面,均呈现在他们的诗文里。

由于正史在记载科举制度上受到体例的制约,使我们无法窥探科举制度的全貌,而我们却可以在私人的笔记中看到科举制的方方面面。如:五代有王定保的《唐摭言》就对唐代科举制有一个全景式的描述,是我们研究科举不可多得的资料。另如洪迈的《容斋四笔》《容斋续笔》、方勺的《泊宅编》、释文莹《玉壶清话》、王泳《燕翼诒谋录》、陆游《老学庵笔记》射采伯《密斋笔记》、王谠《唐语林》《隋唐嘉话》、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沈括《梦溪笔谈》、焦竑《玉堂丛语》、王士禛《池北偶谈》等等,不一而足。私人笔记既表达了作者对科举的态度,又对科举制度研究起了补缺的作用。笔记中大量的有关科场的琐闻轶事,给我们展示了科举社会的另一面。

唐代科举重视诗赋,唐诗就繁荣发达。宋代庆历、熙宁改革,重视策论、经义考试,便造成了宋代散文的生辉。尽管小说、戏曲非文坛主流,但由于科举制在士子的生活中所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科举考试便成唐代传奇、宋元明清的话本小说、戏剧的重要题材和内容。古代的文人以诗文为尚,小说、戏剧为末等。虽然小说、戏剧是不入流的,但是以科举为背景的作品往往贴近生活,便于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科举婚姻”似乎成为科举文学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其中“进士与妓女”的爱情故事为其中的一个分支。唐代进士及第就有风流平康里之事。《开宝元年遗事》载:“长安有平康里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进士及第为平生最大一件快事,总得找个人说说,而勾栏里琴棋书画样样皆通的妓女便是他们最好的倾诉对象,妓女的风情谈吐、酬酢应和的情韵,与士子情爱理想中的异性伴侣标准暗合。同时,士人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主体意识乃至文采风度、浪漫情趣或多或少又在妓女身上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妓女有可能倾向于一种审美的态度,发抒情感,品味生活,并进而去寻觅爱情。二者一拍即合,于是便产生了 “进士与妓女”的爱情故事。《李娃传》《霍小玉传》之类的传奇小说,便是这种体裁的滥觞。

《李娃传》说的是荥阳巨族公子郑生赴京考试,遇名妓李娃,两情相悦。后资财荡尽,被鸨母驱逐,流落街头。李娃感念旧情,不顾鸨母反对把郑延入家中,曲意扶持,终于恢复了郑生的信念和勇气,考试连中,做了高官。

《霍小玉传》为一悲剧,说的是出身望族的李义,科场得意。他与歌妓霍小玉相恋,并欲与之偕老。李被授郑县主簿,上任后不久却攀附高门,另娶“甲族”小姐卢氏。小玉因忧


思成疾,并为李义的薄情悲极而死。死后化为鬼,常到李家作祟。其后汤显祖的《紫钗记》取材于此。 《李娃传》《霍小玉传》为代表的一喜一悲,俱以情致委婉,摹写细腻而为人艳称。这两部传奇的面世,标志着“进士与妓女”母题创作已趋成熟。此后许多故事不同程度地丰富了这一母体的创作。

唐代进士放榜之后的曲江大宴就有达官显贵前来观看新科进士,为自己家挑选东床快婿之传统。因此一些寒门书生一朝发迹变泰,很可能引起婚姻关系的变化,于是以科举及第后“负心汉”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便应运而生。通常是穷书生金榜高中之后,抛弃了结发妻子“背亲弃妇”,负心男子的形象多出于文学体裁中。唐代元稹的《莺莺传》为这类作品的发轫,该作写张生出游,在普救寺与寄寓此寺的崔莺莺相遇,通过红娘的穿针引线,终在西厢私会。后张生赴考,莺莺竟遭遗弃。到宋代就有如:《张协状元》《蔡伯喈》(又称《赵五娘》《琵琶记》《王魁》等一批描写负心汉的作品面世。《张协状元》是我国现存较为完整的、最早的南戏剧本,有中国戏剧古化石之称。这个剧本通过张协中状元之后贪图富贵,负心弃妻的故事塑造了中国古代戏曲中最早的负心男子的形象。 “科举婚姻”作品中还有一类为:穷书生科场高中与某千金结为百年之好,《聊斋志异》《三言》中许多篇章为此种描写。才子佳人小说随着科举的套路化而套路化。鲁迅先生为此总结:“中国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说作家早就感到了,他于是使一个才子在墙壁上题诗,一个佳人便来和,由倾慕——现在就得称恋爱——而至于存“终身之约”。但约定之后,也就有了难关。我们知道,‘私订终身’在诗和戏曲或小说上尚不失为美谈(自然只以终于中状元的男人私定为限),实际上却不容于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离异。明末的作家便闭上眼睛,并这一层也加以补救了,就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经这大帽子一压,变成了半个铅钱也不值,问题也一点没有了。假使有之,也只在才子能否中状元,而决不在婚姻制度的良否。[7] 进京赶考是士子人生的一部分,赶考路上的各种机遇艳遇,变为文学作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窦娥冤》中的窦娥到蔡家当童养媳,起因就是为了还债及为他父亲换取进京赶考的川资。《西厢记》中的张生被送上了进京赶考的大道,中了状元,才有了大团圆的结局。《倩女离魂》中的倩女干脆以魂魄随同书生王文举一起上京赶考。“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千古绝唱,不正是赶考书生人生机遇的写照!《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三言》《二拍》中因赶考引出的爱情故事更是数不胜数。 元代是中国科举史上最低落的一代,元代建朝近80年之后,才开科举。大元典制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说。靠习学儒学不能糊口的儒生的地位甚至不如靠开发自身谋生的妓女。为此,许多士子为了生计,不得已摆摊说书,并组成书会,走上了同民间艺人结合的道路,推动了元杂剧的兴盛和成熟。由于元文人置身于下层社会,所创作的作品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并形成了一种民间口语与诗词典雅的语言相结合的崭新的文学语言。许都文人不仅创作剧本,而且本身就是表演艺术家,如关汉卿本人就“躬践排场,面敷粉墨”《窦娥冤》《西厢记》《望江亭》等剧本就是在这种氛围下面世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也是在民间长期流传的基础上由生于元末的罗贯中和施耐庵撰写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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