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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写法(胡汉辉老师): 与网络型公用事业的改革实践相辅相成的是相关的产业组织和行业管理理论研究，特别是规制理论研究的繁荣。传统上，网络型公用事业作为自然垄断的典型代表一直备受关注，规制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产业经济管理的主导模式。在传统分析的范式里，从规模效应、外部性、公共品等问题出发，自然垄断的规制理论赞同进入限制、强调定价的规制，尤其是边际成本定价的一般原则、长期和短期边际成本及价格歧视等。这方面的集大成者有Kahn(1970,1971) [13][14]的教科书以及Atkinson和Stiglitz(1980) [2]编写的讲义。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和决策的有限理性打破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体现在产业组织理论上，“德姆塞茨竞争”(Demsetz, 1968) [9]、“可竞争市场理论”(Baumol, Panzar and Willig, 1982) [5]对传统的自然垄断理论提出了置疑。体现在规制理论上，阿弗奇—约翰逊效应(Averch and Johnson , 1962) [3]批判了传统价格规制对资源配置的扭曲，Stigler(1971) [26]、Posner(1974) [23]、Peltzman(1976) [22]、Becker(1983) [6]等则对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进行了批判，提出了规制俘虏理论。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产业组织和规制理论研究从经验和直觉上对传统的理论进行了批判，但是一直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信息管理学、博弈论、机制设计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激励理论(Incentive Theory)开始成为新产业组织理论(NIO)和新规制理论(The New Economics of Regulation)的主流分析框架，非合作博弈论、委托—代理模型(Principal-Agent Model)成为主要的分析工具。在激励理论看来，网络型公用事业的基本问题是激励成本与信息租金提取之间的权衡，放松规制、引入竞争实质上是希望诱导或利用私人信息，降低信息成本、提供适当的激励(Laffont and Tirole, 1993；Laffont, 1994) [19][15]。沿着这一理论脉络，学者们对网络型公用事业的规制与竞争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从产业的纵向关系看，网络型公用事业是具有成本次加性的瓶颈领域与竞争性领域同时存在的产业，接入定价成为规制的重点和引入竞争的关键；从产业的横向关系看，“德姆塞茨竞争”(Demsetz competition)、替补者竞争(second sourcing)和标尺竞争(yardstick competition)等一系列竞争理论在委托—代理模型中得到了统一(Laffont and Tirole, 2000；Armstrong, 2003) [20] [1]。 综上所述，在新的分析范式下，网络型公用事业的一般化理论日臻成熟。然而，网络型公用事业的发展日新月异、国家之间的制度禀赋千差万别、产业之间的技术特征错综复杂，这导致一方面相关领域的研究仍然是世界性的前沿问题，另一方面不同国家和地域的具体问题需要本土化的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规制研究大致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一批学者或者介绍、评述规制理论的演变和发展(余辉，1994；张帆，1995；王俊豪，1998；于立等，2001；胡汉辉等，2003)[32][35][30][34][41]；或者探讨规制理论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应用(张宇燕，1996；余辉，1997；王俊豪，2003)[38][33][31]；或者通过比较制度分析、规制理论应用提出中国自然垄断产业的改革建议(张维迎、盛洪，1998；陈小洪，1999；张昕竹等，2000；周其仁，2002)[36][28][37][39]。而在中国网络型公用事业改革问题的研究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拆分阶段、拆分阶段和后拆分阶段。前拆分阶段从90年代初到90年代后期，学术研究重在介绍和批判，强调引入竞争；拆分阶段恰值世纪之交，重在讨论拆分方案；后拆分阶段则重在检讨拆分效率和新的制度设计。综观近年来的中国网络型公用事业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学者们对拆分是否有利于竞争、网络互连互通和“数网融合”等作了许多理论和经验研究。然而，从总体上看，本土化的学术成果仍然缺乏；规范化的理论分析尚待完善；数量化的经验研究付之阙如。 申请人认为，中国的网络型公用事业改革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必须从已有的产业市场结构出发，把推进市场竞争和协调产业发展作为改革的指南。中国目前的网络型公用事业市场格局具有业务分割和地域分割的特点，电信产业和电力产业尤其如此。同样的问题，在美、英等发达国家也是存在的，例如美国电信产业中RBOCs的长话准入、市话竞争问题、电力市场上区域之间的电力传输问题等等。如何推进网络在业务和地区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正是一个既具国际化，又有中国特色的理论难点。 总之，从现代产业组织理论、规制经济学理论的最新进展出发，结合有效性评价的定量方法，立足于中国网络型公用事业改革的实践，从产业组织、产业发展和政府规制的角度研究网络的相互渗透和融合问题不仅能在理论上丰富中国特色的产业经济管理研究，探讨国际性产业管理研究的前沿问题，而且将在实践上为网络型公用事业的发展提供指导。 主要参考文献： [1] Armstrong, M. (2003)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Theory of Regulation” forthcoming in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 III) ed. by Armstrong, M. and R.H. Porter [2] Atkinson, A.B. and J.E.Stiglitz (1980) Lectures in Public Economics New York: McGraw-Hill [3] Averch, H. and L.L.Johnson (1962) “Behavior of the Firm under Regulatory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2, December, pp1053-1069 [4] Baron, D. (1989) “Design of Regulatory Mechanisms and Institutions,” in Handbook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Volume II, ed. by R. Schmalensee, and R. Willig. North Holland, Amsterdam. [5] Baumol, W., J. Panzar and R. Willig (1982) Contestable Markets and the Theory of Industry Structure.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New York. [6] Becker, G. S. (1983) “A Theory of Competition Among Pressure Groups for Political Influ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98 (August) [7] Besanko, D. and D. Spulber (1992) “Sequential-Eqilibrium Investment by Regulated Firms”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23, pp153-170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82840181bed5b9f3f80f1c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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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