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唐太宗礼乐思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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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唐太宗礼乐思想的研究

鉴于礼乐和政治古已有之的密切联系,古人对于唐太宗礼乐思想的研究多以《全唐诗》《新唐书乐志》《揭鼓录》《古今乐录》《全唐文》《唐音癸签》以及《乐府诗集》等专门对唐代礼乐的所进行研究。例如:在《旧唐书乐志》中专门记载了唐太宗关于礼乐的思想和对礼乐创作的态度:太宗曰:“礼乐之作,盖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樽节,治之隆替,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也。以是观之,盖乐之由也。”尚书右丞魏徵进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月云月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然之。从以上唐太宗的礼乐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对于礼乐的态度中,唐太宗专门对淹所说“前代兴亡,实由于乐”想法进行反驳以及反对,并很赞同魏徵所讲到的“乐在人和,不由音调”,且唐太宗还讲到:礼乐自身具有感人的力量,其感动的根本并不是在于礼乐的本身而言,主要是做礼乐的人心所赋予的。所以将亡之政,其民必苦,苦心所感的礼乐则必悲苦,同样的礼乐,治世之下的欢者听了却会很娱悦。隋代灭亡,虽更改了礼乐但更改不了其亡国的命运,就是现在演奏隋氏旧文,唐人听了也不会像隋朝的百姓那样痛苦。在礼乐观上,唐太宗强调的是有礼有德的政和,政和则必乐和的礼乐观。

在初唐礼乐创作中,唐太宗打破了儒家传统“亡国之音”的观念。在《贞观政要》第7卷中专门对此有记载:在贞观7年,太常少卿祖孝孙奏言专门讲到,天下之所共传,关盛德之形容,尚今有所未尽。而太宗曰到:肤当四方未定,因为天下救焚拯溺,故不获已,乃行战伐之事,所以人间遂有此舞,国家因蓄亦制其曲。谢:“此事昨巨思虑所及。”这是贞观七年,唐太宗与大臣一段关于礼乐的对话。在该对话中主要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礼乐是否可以决定国家的衰亡,是否与国家政治有关联,在这个问题上,唐太宗主张:“礼乐与政治相脱离”;其次是,礼乐能否感人心,在这个问题上,唐太宗认为:礼乐是老百姓表达心声,表达对国家喜爱的重要表现;最后是,如何才能够运用礼乐促进社会和谐,断然否定了传统儒家思想中“前代兴亡是由乐”的思想,认为礼乐与政治是相互脱离的,相反的是,政治高于礼乐。唐太宗自身认为一个王朝中的工作最终的结果是否,是所制雅乐是否能够被后代所效,主要的关键点并不在于礼乐而主要在于君王德行好坏。反对礼


乐对政治的功能同时强调人性对礼乐创作思想的解放,这也是盛唐出现《秦王破阵乐》这样宏伟壮丽乐舞的主要原因之一。礼乐与政治的分离,让唐初雅乐创作更多的出于人性情感表达,而不是盲目歌颂唐王朝功德,这也是唐初雅乐影响深远原因所在。

而当代专家学者对于唐代礼乐的研究,学界已有一些成果,但大都作为其他问题的辅助性研究,缺乏系统全面的专门论述。这主要是由于唐太宗作为贞观之治的开创者,大多数的专家学者更亲赖于对唐太宗政治思想方面的研究,而忽略了唐太宗对礼乐发展的贡献,影响并限制了学者对其研究的兴趣。因而,对于唐太宗礼乐思想方面的研究,涌现出来的成果不多。

比较具有代表意义的有: 姬宁2007从唐太宗乐舞创作思想中的“礼、德、政、乐”等方面着手对其礼乐思想进行了研究,指出:唐太宗强调礼于乐之前、仁德隐于乐、乐与政相通。体现了“乐”“礼、德、政”的和谐统一。从该观点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正是因为唐太宗这一宽容的礼乐观,才得以使得唐初雅乐的创作无论是主题还是体裁、内容都更加的多元化,雅乐在唐初获得了相对宽容的发展氛围。总体上来讲,唐朝中的雅乐的发展情况和唐太宗自身的思想以及包容程度有着很大的关系,而拥有独特的音乐死亡当时同时也是唐太宗雅乐思维得以产生和传承的重要原因。

在《唐六典》《唐会要》《通典》等礼乐文献中,柏互玖(2013)专门针对唐代中的礼乐创造的情况、结构等情况进行探讨,对于唐代礼乐大曲的多样性等方面深入的探究和解析。从其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李世民在创新的过程中、以边防节度使进献的方式来托转大曲的形式,自身具有雅俗共赏的体质。这些不同差异之间的礼乐大曲直接撑起来唐代礼乐繁盛的局面,也因此造就了唐代大曲的辉煌历史。

学者王铂涵(2014)专门对唐代的太常礼乐制度进行了研究,并讲到:唐代中音乐机构由太常寺、梨园以及教坊等构成。三者各司其职,同时还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唐代中的礼乐制度之间的关系。从相关的文献中能够了解到:就唐代礼乐管理机构来讲,太常寺在礼乐中的核心的地位,主要是来负责音乐相关的管理,其娱乐性较低,而唐代内的教坊和梨园中的机构的产生没让一些雅乐、俗乐以及胡乐能够达到高效的融合,随之就达到了盛唐的艺术高潮阶段。所以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礼乐,促进了唐代礼乐的丰富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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