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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阿尔贝.加缪在文学上的接受与影响 摘要：本文试图站在关于加缪文学创作的继承角度，联系他的相关戏剧和小说作品，分析加缪作品个人风格形成的外在因素，并简单介绍其作品在新中国的命运流变过程，从而梳理出作家的创作思路走向。 关键词：政治化继承荒诞 著名哲学家、作家阿尔贝·加缪，曾于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引起整个巴黎和欧美文化界的震惊。莫里亚克称赞他是“最受年轻一代欢迎的导师”，而福克纳则把他视为“一颗不停地探求和思索的灵魂”。新时期以来，以萨特与加缪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思想在我国曾引起一阵热潮，其影响至今不衰。 加缪在法国当代文学史中是杰出的，然而，任何伟大的人物都不是凭空诞生的，他或多或少地都要继承前人的思想成果精华，而后，凭借自己的智慧与勤奋向时代作出回答，完成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加缪当然也不例外。 加缪赞赏尼采对基督教的清醒认识，肯定尼采对基督教的批判态度，对不符合人性的旧道德深恶痛绝。对尼采的权力意志说和超人哲学，加缪持不同的看法：因为尼采在否认了神的意志之后，却用超人的意志代替神的意志，所谓的超人，在加缪看来，不过是另一种贵族的权力表现。他们掌握对人类的生杀大权，具有发动战争与征服的能力，这种权力的交替对人类并无本质的区别。加缪的戏剧作品《卡利古拉》便塑造了这样一位疯狂的皇帝，他走完了自己短暂而充满绝望的一生。卡利古拉的悲剧正是一段超人国王的自我毁灭的路程，而加缪正是通过这一具有特殊地位的人物的启示意义，传达出自己对人性最本质的认识：即人的尊严是生而平等的，是至高无上的，无论世界的秩序怎样改变，人才是第一位的。 现今的法国批评界，仍然把加缪与萨特的“存在主义”区别对待：他们认为萨特是真正的存在主义者，而加缪所关注的是世界和人之间不可调和的“荒诞哲学”。但是英美批评家则依然把加缪归入“存在主义”的阵营中，至少是个右翼的存在主义者。 在文学渊源上，卡夫卡对加缪的影响是最直接、最明显的。卡夫卡是荒诞文学之父、现代派文学的鼻祖，是表现主义文学的先驱，其作品主题曲折晦涩，情节支离破碎，思路不连贯，跳跃性很大，语言的象征意义很强，这给阅读和理解他的作品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卡夫卡笔下描写的都是生活在下层的小人物，他们在这充满矛盾、扭曲变形的世界里惶恐，不安，孤独，迷惘，遭受压迫而不敢反抗，也无力反抗，向往明天又看不到出路。看到他描绘出的一幅幅画卷我们会感到一阵阵震惊和恐惧，因为他仿佛在为人类的明天敲起阵阵急促的警钟，他为人 类的未来担忧。 在卡夫卡作品专论《弗朗兹· 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诞》中，加缪明确表示，自己十分赞赏卡夫卡作品中的“客观性”风格，加缪和卡夫卡除了在家庭背景、成长经历有相似之处外，竟十分巧合的是，二人都曾经得过肺结核。从卡夫卡那里，加缪找到了表现荒诞处境的方法，用一个封闭的世界来表现荒诞。《局外人》中莫尔索的离奇经历和卡夫卡的《变形记》格里高尔的尴尬处境是何其相似啊！ 加缪还喜欢俄国伟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曾表示陀氏的作品给他带来了一生都持续存在的震动，因为在陀氏的书中，加缪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个人的痛苦也融入其中，同时也在拒绝它。他那悲剧性的希望是通过谦逊来治愈屈辱，通过拒绝来治愈虚无主义。”陀氏的作品主题使加缪寻找到了他力图表达的内心苦闷，并产生了许多共鸣，如负罪感、虚无感、孤独感等。 加缪的思想受到过前辈哲学家的启发，同时其作品也感染和吸引了大批的后来人，许多人对他的文学作品及作品中的哲学观点进行了善意的批判。 存在主义文学最初译介到中国，应该是1943年展之翻译萨特小说《墙》的一篇《房间》，之后，则有戴望舒、孙晋三、罗大纲等人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对存在主义，特别是它的领袖人物萨特介绍和传播。从法国归来的这些学者对存在主义有很深的了解，法语专家吴达元在《大公报》上，对“存在派作家加缪”的新作《外人》（即《局外人》）进行了评介，用加缪的《西绪弗斯的神话》所表达的“人生是荒诞无稽的”哲学观来阐释其作品《外人》，并提醒读者，存在主义倡导的人道主义绝非普通人的人道主义。当时作家和法国文学研究人员对存在主义的译介，使得存在主义最初在中国是以文学形式出现的。50年代末以后，随着存在主义作家自身处境的转变，加之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突变，主流话语对存在主义译介发生转向——即以批判为宗旨，连萨特这样的“进步作家”也变成了反面人物，更不要说加缪的遭遇。《阿尔贝·加缪》的编者按中说，加缪“只是一个丧失了人生高贵理性的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种种污蔑……（他）反对人类为明天的幸福而斗争，联想当年加缪站在弱势的被殖民者的立场，对法共在阿尔及利亚施行殖民统治政策的极力反对，因矛盾无法协调而愤然退党，此行为在50年代的中国引起误解，则是具有反讽意味的。 总而言之，中国文化界一度因为加缪对于共产党的认识及政治态度产生过怀疑，加之当时萨特以社会主义的同路人著称，加缪又与萨特决裂，而法国的左翼知识分子几乎都站在萨特一边，以至于加缪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仍备受孤立。中国知识分子也因为社会政治舆论的压力，统统对加缪以资产阶级腐朽分子视之，作品则被视为资本主义的糟粕产物。直至20世纪80年代，文化 “松绑”之后，人们开始关注加缪，并从文化、文学、哲学的角度来重估他的价值。人们对加缪的作品有了新颖的、叛逆的、冲破旧价值标准的认识，当时一大批的青年人都不无例外的从加缪那里获得满足，如作家王小波、刘索拉等，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不少青年作家大都程度不等地受过加缪的影响。 瑞典皇家学院在给加缪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时评价他“以个人来说，加缪已经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cdc43624753231126edb6f1aff00bed5b9f373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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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