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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石造像遗物研究述评 通观中国佛教的各个派系的佛教美术作品，可以大致将中国的佛教造像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可移动的佛教美术遗迹，如石窟寺造像；一类是可移动的佛教美术遗物，如石、金、铜制的佛像，此外还有部分的竹、木、牙雕造像可归入后一类。中国佛教石造像在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四川等省都有发现，其中河北，山东等地发现的造像最多，研究成果也比较有系统。本文搜集大量考古发掘简报，对国内外石质佛像遗物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按照地理分布进行分别论述。 一、河北的石造像研究 1953年河北曲阳县修德寺遗址中先后出土了2000多件石造像及造像残片，（1）杨伯达在《故宫博物院院刊》上发表《曲阳县修德寺出土纪年造像的风格和特征》对这批造像的时代背景、特征、信仰等多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另外对这批石像进行研究的学者有李净杰、冯贺军、胡国强。此三位学者主要关注的是造像中的一些专门的题材如半跏思惟像，弥勒像和造像铭文。冯贺军的《曲阳白石造像研究》（2）一书在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总结的基础上，对曲阳白石造像的题材内容与表现特征、发愿文与历史背景和信仰、寺院沿革的问题进行讨论。 河北省其它的出土造像及其研究有河北省邺南城附近出土北朝石造像（4），金申的《河北易县发现一批石造像》（3），河北蔚县发现的北魏铭文石造像（5），程蓉生的《河北肥乡发现唐代石佛造像》（6）刘建华的《北齐赵郡王高睿造像及相关文物遗存》（7）等。 二、山东石造像研究 山东省是我国出土佛教造像最多的地区之一，青州、济南、临沂、连云港等地出土过大量北朝以来的佛教石造像，并有多篇论文发表。其中以青州龙兴寺造像最为著名。 1996年，青州龙兴寺出土了15000多件石造像残片，多数为佛、菩萨像（8）。此发现引起了大量学者的关注，并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从技法方面进行研究的有李少南的《从博兴出土的石刻线画略谈北朝线刻艺术》（9）。 从美术史角度进行研究的是金维诺，其相关著作有《简论青州出土造像的艺术风范》、《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10），《青州龙兴寺造像的艺术成就——兼论青州背屏式造像及北齐“曹家样”》(11)，分析了青州造像的艺术源流。 宿白在《文物》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对青州城和龙兴寺的历史进行考证，从历史的角度对佛像的渊源进行了详细分析。 对这批石造像进行综合研究的是杨泓的《山东青州北朝石佛像综论》，文中对青州的北朝佛教史和寺院进行了分析，将历年青州出土的石造像分为四期对每期的风格特征结合历史背景和民族情况进行了分析。 此外相关的学者和研究成果有，刘凤君的《论青州地区北朝晚期石佛像艺术风格》（12）罗世平《青州北齐造像及其样式问题》（13）王瑞霞《青州龙兴寺出土背屏式佛教石造像分期初探》（14）姚崇新《青州北齐石造像再考察》（15）。 除青州石造像研究之外，山东博兴、诸城多次出土石造像，（16）但是没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除此之外，山东公布出土石造像的地区还很多，如李克敏《山东临沂县发现古代石刻佛像》（17）惠民县文物管理处《山东惠民出土一批北朝造像》（18）、赵正强《山东广饶佛教石造像》（19）等文章报道了大量山东出土的石造像，但仅是介绍其发掘情况和时代、风格等信息，缺乏对其精深的学术研究。 三、河南石造像 河南省石造像主要集中在郑州、洛阳一带，时间分布是从南北朝到唐代。 郑州石造像的考古资料主要见于郑州博物馆、侯鸿钧、周到等机构和学者的文章，这些 文章主要发表在《文物》上。其中郑州市博物馆的《河南大海寺出土的石刻造像》（20）一文不仅公布了四十余件出土造像，还对造像的时代、风格、寺院历史、艺术成就进行了简要分析。张秀新发表的《浅谈河南永阳大海寺石刻造像的艺术特点》（21）一文从艺术的角度，简单归纳了大海寺出土造像的部分服饰。 洛阳出土的造像资料主要见于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的《洛阳徐村发现一批唐代石刻造像》（22）、侯鸿钧《洛阳新发现的石刻造像》等文章。对洛阳石造像进行研究的主要有洛阳艺术馆《洛阳魏唐造像碑概说》，综合地介绍了洛阳地区从北魏至唐代造像碑石，认为洛阳地区北魏造像以秀骨清像为主，反映了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历史，北齐造像则一改北魏清秀之风，出现粗犷健壮的的造像形象，表现出浓厚的西域特色。 四、陕西石造像 陕西省历年出土了大量石造像，研究方向比较多。最著名的是耀县的佛道造像碑和西安周围寺院遗址出土的造像。 陕西北部出土过一大批佛道造像碑，其中绝大部分被集中于耀县保存，一般统称为耀县佛道造像碑，在《文物》等期刊上发表的相关研究都是对某一座造像碑石的个案研究，综合研究几乎未见。其中影响较大的学者及著作有：张燕的《北朝佛道造像碑精选》，李凇的《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该书用了大量的篇幅从多个方面论述了这批造像碑，如供养人问题、造像尊位的主次问题等。 西安发现的造像遗址很多，如青龙寺、宝庆寺、大安国寺等，但是因为资料零散的原因，大多数研究成果只局限于关注一寺或一像。有价值的成果有颜娟英的《武则天与唐长安七宝台石雕佛像》和金申的《西安安国寺遗址出土的密教石像考》，后者对安国寺出土的一批石造像进行分析研究，根据图像特征和经文记录对其进行定名，认为安国寺内供奉着以大日如来为首的五方佛和以不动明王为首的八大明王，并与日本保存的密教造像进行对比。另外，20世纪后半叶，陕西省其他地方零散出土大量的佛教石造像。大量的学者在文博期刊上著文对考古资料进行介绍性的论述。 五、其它地区的石造像研究 山西省发现的石刻造像远不如上述几省多，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多为公布资料性质的文章，专门研究较少。如李爱国的《太原市晋阳古城遗址出土北朝汉白玉石造像》（23），曹彦玲《大同市博物馆藏三件北魏石造像》。 四川出土的石造像主要集中在成都及其周围地区，最著名的就是成都市区万佛寺遗址出土的南朝至唐代造像。其它如邛崃、彭县、广元等地也有零散资料发表。但这些资料仅限于时代推断，研究很少。最新成果是2007年李裕群、雷玉华《四川汶川县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25），其文对汶川石造像所反映的丝绸之路河南道问题进行了重新论证。 江苏省、安徽省出土石造像数量较少学者有李万才的《扬州出土的唐代石造像》（26）连云港市博物馆的《孔望山出土北齐造像》（27）。此二篇主要是作介绍性地论述。 北方的甘肃、宁夏、辽宁也有少量石造像出土，就目前搜集的资料来看，学术性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的佛教美术中石造像遗物数量巨大，地理分布广阔，但是大多研究是描述性介绍性的，系统地精深地学术研究较少，时代历史研究相对较多，综合性地研究较少，信仰研究较少，跨学科研究几乎没有。且众多学者的关注点较集中于少数著名遗址出土的遗物。因此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后人继续努力。 注释 （1）《河北曲阳县出土石像清理工作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第3期。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cf0536aa28ea81c759f578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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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4-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