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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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源流

(代序)

“文字”创作以后,文学即随之而渐兴。文学之兴,常以“诗歌”为先,“记事性的散文”继之,“论理性的散文”又继之。

“歌谣”之兴,常在文字未发生之前。盖情性所至,自然流露。“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中国大古之歌谣,无确实记载可靠。《击壤歌》《康衢谣》……等,均是后人所记,不尽可信。古诗歌之可信者,独有《诗经》一书。《诗经》一书,是孔子所选录。均姬周时之里巷歌谣,与朝庙乐章。凡三百五篇,分《国风》《小雅》《大雅》《颂》四体。其时代约自文王至定王之世(约西前1150-600,惟《商颂》一门,当是周以前之乐歌。《国风》者:列国民间之歌谣,谓其能感人,如风之动物也。《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雅》亦分大小两体。《颂》者:美圣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皆郊庙之乐歌也。《诗》三百五篇以“用韵”为本例。惟《国颂》中如,《清庙》《惟天之命》等诸篇则不叶韵。以“四言”为定例,三言五言者极少,六七八九言者尤罕见。

周初之诗,组织尚属简单。至周末楚人屈原……等,始为长篇大段之诗,如《离骚》《九歌》《九章》……等是。诗至汉而体制渐增,长篇已备,短章亦樊然并兴。汉初短诗,尚无定体。以“兮”字为语助词之短歌颇盛行。如项羽《垓下歌》、汉高帝《大风歌》、汉武帝《秋风辞》等。周诗以四言为定式,五言七言尚罕见。至汉则五七言诗,均已成立,五言尤盛行。四言诗为之者渐少,且气息已略与《三百篇》不同。“五言古诗”成立于汉武之世。以流存于今日之汉诗考之,当以《苏李赠答》及无名氏《十九首》为最先。“七言古诗”汉时亦已成立,武帝时之《柏梁诗》为其权舆。且每句用韵,为古诗联句体之祖。其后魏文帝的《燕歌行》亦七言联句体也。

汉高祖既统一中国,过故乡作《大风》之歌,令儿童歌之,命曰《三候之章》;又令唐山夫人作《房中歌》以及惠帝,使乐府令夏候宽备其箫管,更《房中》曰《安世乐》,是为汉乐府之权舆。及武帝时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增《天马》……等十九章,皆谓之乐府。又其后,一切歌曲,如饶歌、鼓吹,凡被于管弦者,皆以乐府名之矣!自武帝之世,诗与乐府肇分,于是汉之诗歌,可区于“诗”与“乐府”二体。《苏李赠答》《古诗十九首》“诗体”也,《郊祀歌》《怨歌行》……等“乐府体”也。汉人乐府,极多佳作,无


名氏之《庐江小吏妻》及古诗《上山蘑芜》尤精采罕见。又南北朝之《木兰诗》一篇亦文学中之上品也。

诗至魏晋。精神又一变:汉诗皆节凑天然,不假烹,犹略《三百首》气息;魏晋之诗,则起调用字,务求工,曹植、阮藉、左思三人之诗,当时之代表也。诗之晋末之陶潜,又开一新色彩,其诗冲淡闲远,于描摹山村的景色,抒发旷达之胸襟,独具神腕。诗至六朝,渐重雕镂,平仄之谐协,亦渐讲究,二谢诗已有近“唐音”者,后诸作益类“唐律”矣!

诗,古无古近体之分,自唐人创为“律诗”,篇有定句,句有定声,于是称此律诗为“近体诗”,又曰“今体诗”;而称汉人之五七言为“古体诗”“古体诗”篇无定句,句无定声,长短曲折,惟意所从;但取谐叶,无须限韵。“近体诗”则字有声律,句须对偶,篇有格式;韵范极严,不能更换,不似古体诗一篇中可以频频换韵也。“近体诗”成立于初唐,其源则滥觞于齐梁之“新体诗”

汉人作诗,重在造意,魏晋以降,重在造词,诗人讲究句,务求谐叶。不逮齐梁,更研声调。于是沈约撰《四声谱》,演成平上去入之制。作诗者渐准四声之调法,而唐人近体之制以开矣!

《古诗今译》之题材取于《中国文学源流》一书,现摘录该书记述诗歌部分以作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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