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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清时期苏州“三农“问题研究综述 摘要：中国是农业大国的地位至今没有动摇，“三农”问题作为方面一直被政府以及学者所关注。明清时期苏州发展为江南经济的典范,使得苏州“三农”问题成为学者追捧的对象，研究成果涉及多个领域，存在明显特色。本文旨在分析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明确今后关于明清苏州地区“三农”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苏州、明清时期、“三农”问题 自明代中期以后，江南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地区，苏州无疑是其中心。我们常用“三农”问题概括农业、农民、农村三个方面的内容，这一总结说明其三者的不可分割性，对其中一部分的研究必定涉及其他两个方面。本文虽然将“三农”划分为两个部分进行分析，但要明确地是每个部分并不是孤立存在，只是有其侧重点。 一、 农业的研究 农业是基础，学者对于苏州农业的研究涉及到农作物品种、栽培技术、土地利用状况等多个方面。如潘国英从民俗学的角度探讨了庙会活动和苏州农业的联系。他从立春行春会、赛猛将军会、东岳生日会等五个有代表性的庙会着手，认为这些农事活动或反映了传统农业生产特色，或展示了与农业有关的时代经济新面貌。夏维中探究了明中后期苏州地区的农业状况，他认为应该重视农业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如劳力集约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等。范金民对于清前期的苏州农业发展做出了较为全面地总结，从农业经济结构、农业生产、经营、生产关系四个方面进行分析，认为以农业为主的综合型产业结构、精耕细作的程度、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以及永佃制的发展和地权的进一步分化是清前期苏州农业发展的四大特色和重要表现。土地是农作物赖以生存的根基。王克强对于明清苏州地区的土地利用问题展开探讨，其中水网平原的土地利用问题，涉及地力生产、土地抛荒等方面，说明了明清时期土地利用的可持续性。 很多学者将苏州作为地域范围的一部分做了深入探讨。如朱冠楠、李群将太湖流域作为一个整体，对其“农副产品—猪—大田”系统、“蚕桑—羊—桑田”系统、“虫草谷—鸡鸭—田鱼”系统、“稻鱼共生”系统和“桑基鱼塘”系统进行论述，充分体现了明清时期这一地区农林牧副渔整体、系统的生态养殖观念。如赫鹏飞的《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果树种植研究》、闵宗殿的《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水稻品种》、赵荣的《明清时期太湖地区农业生态模式研究》等。在以太湖流域进行的农业研究中，陈家其的文章突显出来。他从气象学的视角，分析了明清这里的气候特征，并认为双季稻面积减少、粮食复种指数下降、根食产量下降等农业问题都与这一时期的气候变化有关。 二、农民、农村的研究 农民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也是社会的主体。而农村是农民生活的空间。不论是农村什么事物的变化，那都必定有农民的参与，所以对于两者的研究是不可分割和大量存在的。 以苏州作为地域限制来看，研究的成果有很多。如王朗综合运用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知识系统分析明清时期苏州村落和村落群景观的基本要素。他认为由于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人们追求村落生活意境具备了村落中生产条件优越、经济基础好和拥有一定数量的文人士大夫两个前提条件，使得明清时期苏州的古村落呈现出典雅的人居思想和文化。陈晓红对明清时期苏州地区农户兼业行为进行了研究。她认为生产力、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粮食市场兴盛都是农户兼业的原因，而这种分化和分工促进了这里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这被看作是农民的理性选择对近代化的贡献。对于明清时期苏州农村的研究大多关注特色民俗。李明在比较苏州与徽州民俗的过程中对苏州的农耕和渔业养殖习俗进行了论证，分析了其形成的自然环境。谭鑫在总结明清时期苏州地区人民对关帝的信仰时分析了关帝的民间职能，如求财、祈福等，而各州县庙宇普修，展示了这种信仰在民众间的普遍性。王健认为明清时期苏州民间信仰的存在使得国家与民间社会在信仰领域中较少正面冲突,形成了一个比较广阔的缓冲带。这种度的把握说明了统治者对以农民为主题的大量民众的有效控制。 涉及苏州地区的研究大量存在，与明清时期农业研究不同的是，学者较偏爱于“江南地区”这一宽泛的概念。王仲对江南农业劳动中的妇女展开了研究。他认为妇女所从事的劳动是交叉的、多重的，她们的辛劳使得其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得到一定提高，反应在服饰、巨额彩礼、“惧内”一词的出现等反面。李伯重也探讨了明清时期江南妇女所从事的主要劳动问题，他将江南地区“男耕女织”传统模式的充分发展推迟到清代中期以后。他认为自明中后期，农家妇女逐渐脱离农作而专力于育蚕与棉纺织、男子脱离棉纺织而全力耕作的趋向已很明显，大体而言，以“夫妇并作” 为代表的男女同工模式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对传统观念中“男耕女织”固定观念的极大突破。周玉兵在论证了明清江南农业中妇女复杂劳动的现象和“男耕女织”劳动方式的基础上，对小农家庭的生产规模和经济生活做出了分析。他认为明清时期政府的高额田赋使得江南的小农家庭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依然过着贫困生活。 一些学者的关注点在于农村典型的行业领域。如常红萍、张磊等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江南的牙行组织。他总结了牙行组织的概况、条件以及多样的经营方式，肯定了其在商品生产、销售等环节起到的沟通与协调作用，又强调了不利方面。常红萍、王亚军对江南的典当行业做了研究，包括典当的概况、组织管理方式和对农村社会的影响三个方面。他提出农村借贷经济组织的不健全, 是典当行业存在的原因。抛开其剥削的一面，其对农村发展是有利的。 也有学者也将范围缩小到苏松和江苏地区，如王健的《明清苏松地区民间信仰研究》、周志兵的《明清时期江苏农业中的雇佣劳动状况》 综上来看，很多学者在一个较大的区域内展开研究，对于明清时期苏州“三农”问题的研究较为集中在生产模式、农耕习俗、民间信仰、家庭生活以及农村的其他行当等方面。农业是农民和农村的载体，对于纯农业性的研究主要是水稻、水生蔬菜、果树等。在经济发达的苏州地区，花、树的种植也是大量存在的。同时，既然对于食用性农业产品的研究自然让人们联想起明清苏州地区农民的饮食习惯以及农产品的食用与销售问题。其次，在众多研究成果中，关于明清时期苏州地区的耕作方式、生产工具农业科技等方面的知识很少涉及。这些都成为今后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陈家其,明清时期气候变化对太湖流域农业经济的影响,中国农史,1991年第3期. 2陈晓红,苏州农户兼业行为研究,南京农业大学,2009年. 3常红萍,张磊,王亚军,明清江南地区农村牙行组织的社会学分析,安徽农业科学,2007年第35卷第35期. 4常红萍,王亚军,明清江南农村典当探析,安徽农业科学,2008年第36卷第3期. 5范金民,清前期苏州农业经济的特色,中国农史,1993年第1期. 本文来源：https://www.dywdw.cn/85a6992cfe00bed5b9f3f90f76c66137ee064fe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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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30
